分享修会神恩的历史（梵二后的修道生活）

——韩国圣家小婢女会会长李浣泳修女

　　我们的会祖是一位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神父，他在 1935 年升神父后，马上被派遣到韩国传教。因为神父生长在一个热心教友家庭里头，他的信德使我们非常敬佩，他来韩国时才 25 岁，当时的韩国受到日本的殖民主义侵略，宗教上也受到非常大的压迫。

　　在他创立我们修会时，也就 1943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时，当时韩国社会特别乱，韩国的男性被日本人拉到军队里当兵，到工厂做劳工，妇女也被拉到工厂去打工，或做妓女，做军队里所谓的安慰妇（强迫性妓女）。凡是韩国生产的好一点的东西，包括谷、米、麦子等，因为日本要打仗，他们急需这些东西，所以把所有韩国的东西都运到日本去。

　　当时的韩国街上到处都可以看到倒下来没人照顾的老人、孤儿，男人和女人都被日本人拉走了。我们的法国会祖，他是一位本堂神父，在那种混乱痛苦达到极端的社会现状中间，他思考教会应做些什么？教会的任务是什么？当时的汉城只有两个修女会，一个是夏勒特洛的保禄会，现在还有，很大的，还有一个是圣衣会，也就是中国人说的隐修会（圣衣会），会祖神父他在现在的汉城大修院当本堂神父。当时的那位法国神父想要把法国修女请到韩国来，为这些穷人、孤儿服务，但当时的韩国政府在日本人的压迫下不允许这么做。于是神父热心的祈祷，他说他因为爱教会爱穷人，所以他要在祈祷中寻求天主的指示。

　　有一天，天主就启发这位神父，他看到在他的本堂里头有几位非常热忱的年轻的女孩子，那位神父就问她们：“你们的愿望是什么？你们愿意怎么生活？”她们说她们愿意入会。当时只有一个保禄会，保禄会不能接受那么多人。那位神父就同隐修院院长、修女还有大修院院长三人一起商量有何办法，他们做了研究，主要是社会上穷苦人太多了，从这一点出发，他们三人商量是不是可以让这些热心的女孩子聚起来为穷人服务，组织一个团体。那位神父每次看到穷苦的人，无助的人时，他就想到玛窦福音 25 章。那位神父联想到他在法国看到的某些修女会专门看望穷人，访问穷人家庭，帮助他们。

　　现在我与修女们分享神恩的历史，法国修女会得到的神恩。那位神父在他的祈祷中体会到天主降生的奥迹，吃尽了苦，甚至死在十字架上，服从他的父，他是天主，但他降生成人，作一个普通的人，这个奥迹深深感动了他。所以神父想到天主成了人，而且取了仆役的形态，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想到修女们小小的团体做天主的女佣人，天主的婢女，所以神父特别选了圣诞瞻礼， 1943 年的圣诞瞻礼，带领这几位女孩子在圣母面前许给天主要服从。所以，我们修会的生日是耶稣圣诞瞻礼，我们在圣像上看到耶稣、玛利亚、若瑟，我们的精神做天主的婢女，我们的修会名叫圣家小婢女会，在这个名字里头反映着我们修会的目标、精神、力量来源。神父给创立的团体起名叫小婢女会还有一个意思，他想到圣母对加俾额尔天使的回答：“主的婢女在此，让天主的圣意在我身上完成。”还有一点，小婢女三个字反映的是什么呢？当时韩国教会受到很大很大的迫害，其中有一个叫金格路伯的修女，在遇害受死刑前，执行者问他叫什么名字，她就说“小婢女”三个字，在历史上有很深的意义。我们的会祖也按照这个意思希望我们能得到圣母、圣金格路伯的保护。用她们的精神来度我们的修道生活。

　　当时的修会刚开始工作很是艰难，大家肩并肩，几个人挤在一个职工房间开始了修会生活。有一天，这位会祖神父上街时看到路上一位跌倒的麻风病人，他把这位老人扶到堂里去，让这几位修女照顾她，这位麻风病人就住在修女旁边，一直照顾他，直到他死去。就因为我们历史上有这么一件事，我们的祖宗，他们做的第一件使徒工作就是照顾麻风病人。

　　我们会祖从一开始就教导我们的先辈、修女、姐妹们：病人也好，穷人也好，麻风病人也好，在他们内要看到耶稣基督，热爱教会，对教会、主教要绝对服从，所以他从一开始建立这小团体时就跟主教商量，主教批准后进行的。修会刚开始的时候穷得一分钱也没有，精神上也很穷，到 1948 年修会开始五年后，主教派他到其它地方去，这位神父心里非常焦虑，一手起家照顾了五年的小团体现在他走了没人照顾，于是他起草了一个会规，让他们有一个生活准则，神父被主教派到了另一个教区，从此后他将再不能回到他创办的修女院来。当离开了修女们时心里非常忧伤，但他服从主教的命令，从他后来的来信中得知当时神父是哭着离开的。主教当时也跟神父说叫他不用担忧，他会照顾修女会的，他果然邀请了保禄会两位修女，一位是院长，一位是初学导师，这两位一同来照顾、培养我们七年。但两年后，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了，南北朝鲜和美国发生了战争。 1950 年 6 月 25 日战争开始，当时大家都成了难民，一会去南边，一会去北边，逃来逃去，家庭都失散了。在 1952 年时战争暂停，失散的修女们重新聚起来了， 1952 年我们重新恢复时就像你们在八十年代开始时一样，什么都没有。当时我们逃难到了韩国南方的斧山，在那边什么都没有，资料都被火烧完了，空空如也。我是 1959 年入会的，当时贴在我们门上的牌子不是圣家小婢女会，而成了圣家会。所以我一直不知道自己入的是圣家小婢女会，而以为是圣家会，也直到我发终生愿时候，我不知道小婢女这三个字里头所包括的深深含义。

　　1974 年我从国外留学回来，当时的会长要我按照梵二精神重新研究修改会宪，我才发现原来我们的修会是圣家小婢女会。当时我看到的档案里，罗马批准的是圣家小婢女会，但是后来没有经过任何手续过程，无意中就把他变成了圣家会，所以我就在当了会长以后，带领姐妹们一起去寻找我们的名字丢掉的原因。第一批老前辈我的大姐姐，她们认为是小婢女三个字有一种服务于别人的意思，在日本奴役韩国的气氛里，我们不愿当人家的奴仆，所以改掉了，婢女这个字在圣经上的含义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只是从世俗的眼光去看婢女这个字，所以不喜欢。还有一点，当时的韩国南韩有保禄修女会，北朝鲜当时也有本笃修女会，人家都说修女会，而我们说小婢女，好像不适当，我们的第一批大姐姐们就慢慢地，不知不觉地把小婢女删了。所以当时我们没有得到任何人批准，自己觉得不喜欢，我们也要像人家一样用修女会。

　　1959 年我入会时，会员姐妹有一百来人，韩国社会上普遍称我们为圣家会修女，梵二后我们要重新修改自己的会宪（梵二命令每个修会修改自己的会宪），我们按照教会的知识率先回归，一个是圣经，一个是会祖的精神，按这两个准则去重新看我们的会规、会宪怎么修改。那时我们发现了一点，就是我们的会祖神父当时在圣神引导下给我们命名小婢女时含义非常深远，修会的神恩就反映在名字里。所谓神恩肯定也是在会祖当时创会精神里头的，你们在深入去发现你们神恩时，要考虑你们自己的名字，这个名字是非常重要的。 1974 年我们在修改会宪过程中，我提了几个意见，就是我们要回到以前圣家小婢女会，但是遭到绝大数姐妹的激烈反对。

　　一九七六年我们定了一个临时的会宪，因为当时教会正式的法典还没定下，我们就定了一个十年的临时会宪的实验，得到了主教的批准，然后我们就开始按照新修改的会宪去生活。当时的名称还是圣家会，大家都不愿意改。临时会宪中因为我主张回到以前小婢女会，大多数修女要继续用圣家后，研究后就把名字改成了圣家之光，我们的临时会宪就是圣家之光会宪，还有在括号里头有圣家小婢女会、圣家修女会三个名字。我是在 1976 年 1 月当了总会长，根据教会法，我们可以称自己为圣家小婢女会，我理解姐妹们的想法，我要明白她们的想法，要找他们谈话。但是我作为一个念过书的神学的人，我知道我们原先得到的批准是圣家小婢女会，如果我们要永远自称圣家修女会，必须重新得到教庭的批准。于是我就带领修女们读圣经，看圣经里“仆人”的意义是什么，亚巴郎、梅瑟、耶稣他们都是天主的仆人，圣师们一个个都是天主的仆人。最初激励反对改名的修女们经十年实验期间，她们通过研究圣经、会祖神恩精神，开始慢慢喜欢圣家小婢女会。作为总会长，我可以强迫修女们接受圣家小婢女会这个名字，但是我没有这么做，因为我要改变她们的想法必须需要时间，要有过程，而且在过程中发现了自己的使命，通过一段比较长时间的研究，姐妹们心服口服地接受了这名字。

　　我们的会祖是一位非常谦逊的人，他给我们留下许多教训，其中的十句话是姐妹们非常喜欢的。他的十句话都是要高兴、踊跃、喜欢，为什么高兴呢？世界上的人认为最最不行、最最痛苦的怨言，他都反过来说要高兴；有人不理解你、污辱你，你也高兴吧！像真福八端里一样，因为我们是天主的仆人，我们也要跟随天主的仆人耶稣基督，世上的人应该哭泣的时候，我们反而要笑！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会祖留给我们的那十句话，在临时会宪里头没有找到，没有包括进去，说明我们在 1976 年已远离了会祖精神。 1986 年我们重新开总会，在通过先前修改的宪章时，加上了那十句话，当时修女们也非常同意，这也表明她们彻底的更新。会祖的精神表达在这十句话里，我们理所当然要放在会宪里，但是以前没有时没有一个人觉得奇怪，找到后，当我们放进去时，会宪成了真正领导我们的总则和光明。 1986 年通过的会宪是姐妹们自己投票决定选择的，所以个个自愿服从，决定以后我们当然还要在社会上教会里头的周刊、杂志上发表，告诉大家我们从此以后是圣家小婢女会而不再是圣家会。

　　当时姐妹有在我们自己的孤儿院、医院中服务、另外在 30 个本堂里头也有我们的修女在服务。那时韩国的教会正在飞跃发展，有圣召、进修会的人多得不得了，圣家会也有很大发展，我们虽然每一个本堂只派两位修女，一位是发终身愿，一位是发暂愿的，有许许多多本堂邀请我们派修女过去，我们人数不够。有些本堂比较有钱的，雇用了人烧饭、洗衣，物质上的服务工作，让修女们专门讲道，不只我们的修会，其它的修女会也一样的，凡是有经济能力的本堂，都有三个人，两位修女，一位保姆。对我们来说却成了问题，因为我们是小婢女，我们怎么可以雇用人家来服侍我们，给我们煮饭，所以我们一次又一次有意识地去考虑这个问题，作为小婢女会可不可以不用别人来服侍我们。因为当时的修女们实在太忙了，整天都在讲道理，连袜子都要保姆去洗，什么事都要保姆去做，他们分院长讨论的时候，就说我们的精神到哪里去了？我们已经不是小婢女而成了大婢女。所以我们每次避静，把我们的会规、会宪作为默想的中心，怎样在今天的社会中作为上主的小婢女？

　　喜欢祈祷，热心的修女们，她们要走极端，她们要什么事都自己做，辞掉保姆，本堂神父大胆反对，说你们疯了吗？这些事由保姆做，你们有这么多事要做。于是我们就去找反对辞保姆的本堂神父们，一个一个去谈，跟他们讲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我在和他们谈话过程中发现有些堂区望教的人确实很多，修女们也确实也没有时间去搞清洗、煮饭的工作，我就答应本堂神父，第二年实习的初学修女到那个本堂里头去当保姆。这个过程是最最重要的，不是我做为总会长，下个命令可以做的，经过一年半跟本堂神父们对话，内部也要做工作，使姐妹们、初学修女们明白，为什么这么做，让她们自己愿意采取这个方针，作为会长不是下命令，而是要对话，让人家心里慢慢选择这个决定。

　　我接触到的本堂神父中间，有三十多个本堂，有几个特别反对的，他们还骂我，用不好听的名字叫我，有些明白这个意思，尊重我们的选择，赞成这种方法。我看到姐妹们心里做好准备了，看到神父们能接受了，修女们能接受了，我用了三个月时间，把现在雇用的保姆为他们重新找到工作后，用我们的初学修女去顶替，使我们惊奇的是，当我发现公文时，在文宪上宣告从今后我们要怎么怎么做的公文发出去，保姆一下都辞掉了，原来本堂修女们早就做了准备，她们都已经帮保姆找到了工作，根本不需要三个月。

　　作为总会长，我当时心里十分安慰，她们预先知道我要发公文而做好了准备，这表示修会里头十分团结。发生了这个情况后，别的修女会在本堂里服务的有保姆，我们的修女要做保姆做的事和自己的事，但是她们还有时间去祈祷，搞灵修。当时我关心她们，我觉得很对不起她们，给了她们很大负担，要求她们做了不能做的事，因为本堂里头的事太多了，他们的花样很多，什么会什么会都有，她们确实很忙，所以我心里经常不安。

　　两个月后修女们回来做了报告，汇报她们这样做心里很高兴，因为以前有两个修女跟一个保姆共同生活，团体生活里头有外边人，不理想，现在没有外人，得到很大帮助，静默时就能静默，能一起分享、祈祷，很有修女院气氛。当我们有保姆的时候，修女们的保姆把修女们怎么生活的事告诉神父的保姆，这样传着传着把我们修女怎么生活的事就传到外边去了。而且保姆在的时候费用很多，她们不知道省吃俭用，保姆去了以后，我们的生活费省了一半，修女们省吃省用，那些本堂修女们把本堂神父给的用不完的钱带到总会里头，所以我们总会变得有钱，富起来了。还有教友们看到修女们很忙，什么都自己来，他们在家里做一些吃的什么东西，一点点一点点来献给修女们，我就给修女们说，其实她们自己也知道，不应该接收礼物，给教友们添麻烦，大家知道了以后，教友们就偷偷地把东西放在门外，不让修女们知道这是谁做的，不能退换，有一次我在访问分院时，看见一个教友从外墙扔进来鱼。教友们看到修女们什么都自己来，活得很累但是很高兴，所以很关心她们，喜欢她们，主动帮助她们，堂区里精神就更好。

　　我们的会祖强调小婢女这个字，所以我们以前在穿衣典礼时，就是每个人收到一个围裙（工作时穿的围裙），可是这个习惯在几十年的过程中不知不觉丢失了，在授于围裙时念：“你接受这个围裙，到我葡萄园去工作”这样一句话。修女们很喜欢这个围裙，跟教友们一起打扫圣堂卫生时也穿上围裙，她们跟教友很接近。

•  刷新修道生活（梵二以后修道生活的革新）

　　上次我给你们自我介绍时，提到了我在外国念书时，怎么样发现了基督教国家修女和我自己的信德的不同，发现了我缺少信仰根基。

　　第一次为总会长时，会里有二百三十位修女，在梵二以后 70 年代，我们方才有韩语的圣经，所以你们可以想象我们会的修女们对圣经是怎么样的一无所知。教友家庭的修女们从小在家里父母听到有关圣经上的故事，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拿圣经去祈祷、学习和默想。大部分的修女，在韩国的情况，像我这样，领洗几年后就入会了。我在学习回国后，发现我的姐妹们，他们的生活并不是修女的生活，她们服从，但活得很累，很热心，她们是好修女，但是她们不知道修女是怎么一回事，从心里头她们并没有修道生活的精神。我也深深体会到一点，在基督教国家里长大的修女们，她们从小就生活在基督宗教文化里头，像在水中长的鱼一样，自然而然有基督宗教的道德观。我跟她们一起学习时，她们能随时随地随口讲出一句圣经，我呢连圣经上有这句话都不知道。所以对欧洲的西方的修女们来说在梵二前，她们与世隔离，现在她们的生活要进入世俗的修道生活，这么说有点难听，就是通过心理学一些世俗学问，过入世的生活，入世的修道生活，从出世到入世。但是我发现的是，我们刚刚反过来，韩国的修女缺少信德的基础，圣经方面的知识，她们跟世俗打成一片，在堂区服务，与堂区里头的教友没有什么分别。在先进国家的修女们，她们要使自己开放，对什么开放呢？对世俗上的开放，就是要学习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怎么样使自己从一个与世隔离的人成为一个在世上与世俗打成一片的人，因为她们有了信德基础，而我们刚好反过来。我们已经向世俗开放，跟教友们没什么分别，要强调精神上，灵修上和神学上的东西，所以现在我们要深入圣经，认识圣经，认识神学。

　　对我们来说革新就是要深入到圣经、神学，跟天主的关系中去，但是我从外面回到韩国，发现的是什么呢？当时外国修女在韩国很多，外国修女们按照西方修女们的需要，正在向世俗开放自己，要学习世俗的学问，用心理学的方法组织一个团体，给团体生命力，让团体活起来。她们是从关闭型的进到开放型，我们呢？作为韩国修女，她们跟着西方修女一样在做，我们的修女们越来越深入到世俗里头去，作为有基督信徒基础的人越来越世俗化。所以我不知怎么办，她们都在搞革新，按梵二精神革新自己，可我看情况不对，不只我们的修会，其它的修女会也一样，都是在越来越世俗化。具体的说是怎么一回事呢？西方的教会都要开放，要往外走、忙，工作，但梵二强调人心，每人都需要休息，她们太忙了，晚上回到家里休息，玩，没有祈祷，只有工作、休息，我不知该怎么办，用了一个方法，把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的老修女们，年纪大的，叫到总会里来，我自己教她们旧约圣经、救恩史，让她们重新学习。两个月后，这些老年修女高兴得不得了，因为她们现在在念日课的时候明白了圣咏的意思，以前是机械化的念，现在她们明白了，从心里头知道了，所以她们非常高兴。

　　这些老年修女，因为现在年纪大了，不能做别的事情，她们做针线、缝纫的工作，她们一边做一边想圣经里头的话，也能自然而然脱口而出，在她们身边学习的望会、初学者受她们影响慢慢也被感染。我现在讲的是 30 年前的事，当时汉城天主教大学没有人教旧约圣经，所以别的修会听说我在给自己的老年修女上这课，他们也想来听。 1978 年我当上了长上联合会会长，每个星期六我在教理学院（汉城有这么一个机构）给别的修女讲旧约圣经，同时韩国还有保禄孝女会，他们邀请我做圣经函授的老师，我就答应了。

　　1975 年亚细亚的长上修女联谊会，在泰国举办了默观祈祷会，我也参加了，我去参与的目标是因为我一直希望学习祈祷，是我一直以来深深的希望，所以我要去学习祈祷的方法。传教修会强调行动，当时我体验到的是，越是作为传教修女会的会员，越是需要祈祷，你祈祷我工作，工作的修女最最需要祈祷。

　　从泰国回来后，我召集了韩国的修女会长上联合会的会长们，给他们分享了我在泰国的体验，当时听报告的会长们非常受感动，她们对我说：“我们对自己的修女们讲不方便，请你来讲，给她们讲祈祷的重要性。”刚开始时说到革新的方向，韩国修女同西方修女是相反的革新方向，但是往同一方向走了，所以越走越不对，会长们在听了祈祷的重要性报告后，马上召集所有的修女到大邱去开会，听她讲祈祷的重要性，给修女们影响很大。

　　我们的修女们每一年都有避静，请来的神父们一般都是教区神父，教区神父来讲避静的时候，随便讲，这些神父们批评大家祈祷的方式，批评这批评那，把修女们搞得不知该听谁的好。因为本堂、教区神父们他们自己不是会士，不知修会是怎么回事，他们认为在堂区服务的修女们是雇员，是他们的手下。所以当时我感受修女们需要修会的人来讲避静，即便是修女，她们的出发点跟教区神父不一样，在韩国非常缺少修会神父，几乎没有，面对这一情况，我感觉到需要培养修女们作灵修辅导，作避静辅导，讲避静道理，怎样教导别的修女做好避静。汉城有个希家大学是耶稣会办的大学，耶稣会神父们能做灵修辅导，能讲避静道理，但是他们同时也是大学教授，忙得不行，没有时间到每个修女院去讲避静。所以我就去找耶稣会神父们，跟他们讲有责任培养修女们作灵修辅导，让他们体验到自己的责任。在 1980 年寒假里有五位耶稣会神父带领三十位修女做一个月的避静，每一个修会派一两位聚在一起， 81 年又是三十位接受了一个月避静，共六十位，她们继续接受有避静领导能力的培训，现在就有许多修女在别的修女院做避静的辅导。我们也培养了我们会的几位，能辅导别人做避静的修女，这几位修女给我们修会 340 位修女进行辅导，带他们避静，下边做避静的修女们反映都很好，有八天的也有三十天的避静，效果多少要比神父们带领好。

　　1981 年汉城的天主教过 150 年庆礼，即教区成立 150 年，准备庆祝的工作进行了三年。那三年间的活动，汉城的金枢机他有许多部门，传媒部门、活动、请柬等等，其中有一个部门是灵修活动，金枢机把提高整个教区灵修的任务交给了我。我接受了这个责任，觉得很困难，因为整个汉城这么多教友和信徒，要我去提高他们的灵修生活，我们自己会的修女们都不懂圣经，何况他们呢？所以我想从圣经开始，教他们怎样读圣经。

　　汉城教区叫我做，给我责任，当然有钱给我，我就用所有的钱……所以韩国的读圣经运动都是修女们在推广。

　　那么我看到教友们的信心在圣经基础上他们坚固了，认识了、灵修提高了。到 1984 年韩国举办庆祝天主教进入韩国 200 周年运动，主教团也要我们两个人（一个我，一个耶稣会神父）负责灵修运动，所以庆祝 200 周年的时候，也是耶稣会神父和修女一起领导，去提高一般教友的灵修方面素质，通过这些运动，修女也好，平信徒也好，都有所改变，但是还有些情况没有改变，就是神父们没有改变。我们也做了主教们的工作，因为他们需要知道修会是怎么一回事，他们需要保护修会，修会也需要他们的鼓励和帮助。但是当他们不懂修会的时候，我们的困难就非常大，每年我去找主教们谈话，让他们意识到修会是怎么一回事。这个谈话是比较困难的，有时我也边哭边跟他们说，有时也吵，没办法讲下去就哭，用了各种办法，使主教跟修女之间有沟通。

　　经过十年的下功夫，每次开主教会议时，有四位修会代表（两位修女，两位修士）在旁听，他们有时也问我们的意见，通过这些接触，我参加的次数多了，我慢慢明白主教们的困难，神父不听话，主教们要实行他们的权威很困难，神父们在六年的修院念书里头，他们从来不学修会方面的事，神父们不懂，把修女们看成雇员、职工。修女院方面把暂愿的修女派到本堂去实习，暂愿修女还没完成他们的培育，派遣到本堂去的修女都是两个两个去的，姐妹们还没成熟，人际关系合得上的也有，许多情况有的两个人都合不上，所以他们有很大困难。那些暂愿的修女们因为跟姐妹关系不好，跟神父讲不通，所以很多没发终身愿就回家了。跟神父们要对话也很困难，你可以一个一个去找他们，但是他们不聚在一起开会，没有一个共同对话的场所，所以我们就通过长上联合会的名义要求主教会议在六年修院课程中至少有一个学期的课程，让修生们学习修会，这个要求提了十年更好说十五后才在修院设立了这个课，不但如此，在他们晋铎之前，教区也要求他们至少做一次 30 天的依纳爵避静。

　　在《奉献生活》教宗通谕第 74 条里有这么一句话“对话是爱的新方式”，通过这些内容，我就意识到要搞革新不是一个修会可能搞成的，要大家一起来做，包括主教神父们。比如，我们是圣家小婢女会我们要怎样怎样，如果神父们说为什么别的修女们不这样但你们要这样呢？那样我们的立场就变得比较脆弱。通过长上联合会，就要强调这一点，大家一起革新。在长上联合会里我把其它修会同样看成姐妹，所以总是要大家联合起来，一起行动，一起统一思想，我跟姐妹们一起分享生活问题，我们就能比较深入，不是表面上的事，而能深入地看问题。

　　这些问题是修会跟修会间能解决的问题，有个别的主教跟个别神父修会之间的问题，能解决就去解决，如果有些牵涉到整个教区的事，那个时间大家就通过对话，大家统一思想去寻找解决方案。

　　本堂修女不只是一个修会的，许多修会都有派遣修女到本堂去工作，本堂神父应该尊重修女的身份，她们作为修女需要有自己的祈祷时间，要安静的团体生活，这是所有修会共同需要。这些需要怎么样让神父们认识到呢？我们要一起行动，主教会议还给我们修女的长上联合会起了一个别名，在 70 年代 80 年代，韩国修女们就扮演了那个角色，到今天许多主教们都承认，韩国没有修女，恐怕韩国的教会都倒下来了。

　　我们现在绝对没有达到让我们满意的程度，但是我分享培育的工作，分享一些问题，大家研究问题，自己觉得在往正确的方向走。在各个修女会合作时，感受到修会相互之间没有什么区别，大家做的工作不是孤儿院、残婴院，就是诊所、养老院、本堂等，只是名称、会衣不一样，实际有什么分别呢？于是心里开始忧闷、发愁，这就是天主给恩惠的先兆，这时我们的每一个修女都寻找自己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当我们祈祷、焦虑，不知道方向时，我们就祈祷，天主一定会来帮助我们。

　　在汉城有三个会员数超过 500 名的汉城的教区修女院，我们发现这三个大修会生活全是一模一样的，有人问我们，你们的神恩是什么？我就不知如何回答，其它修会也一样，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的神恩是什么。于是我们就去要求汉城主教的帮助，要求主教帮助三个修女会一起寻找各自神恩。

　　我们邀请了三位专家，在这方面有专门知识的神父，我们的修女把自己的会宪中重要部分翻译成英语，寄给专家去看，花了六个月去研究我们三个修会的会宪内容。这三位神父跟三个修会各派的 12 位代表在同一时候，花了两个星期开会讨论，寻找各自的神恩。

　　通过学习研究，三个修会就慢慢认识到跟其它修会的区别，特恩是什么，会后各自分开继续讨论神恩问题，其它两个修会是怎么做的，我就不知道了，我们修会第二年又请了三位中的其中一位，他是西班牙的耶稣会神父，一般在日本、菲律宾，陪我们来发掘我们的神恩。

　　我们会办有一个学校， 60 年代开始给非常穷苦的女孩子提供学习机会的学校，到 80 年代已有三千学生，开始时穷人的学校，发展到三千人时变成一般的学校，跟其它学校没有什么区别了。我们会的修女发现教育并不是我们的特恩，我们的特恩并不是办一个大学校，从一个穷苦孩子的小小学校发展到三千人的大学校，花了很多精力，很多钱，修女们也吃了很多苦，在地区里头成了重点学校，医院也是一样，从一个为穷人服务的小诊所发展成非常大的两个医院，我是会长的时候，就有在医院工作的修女来问我，我们办那么大的医院，收那么多的钱，穷人反而进不来，有钱人才能看病，难道这就我们的神恩吗？年轻的修女就要反抗，说我们的神恩不是为有钱人服务，而是为穷人服务，这样继续下去行吗？这些质问让我心里非常高兴，因为我看到修女们已经了解了她们的神恩是什么，我认为虽然我们医院里看病的有钱人有时也救济一些穷人，但当修女们提那样问题的时候，我就知道她们已经有意识地知道她们的神恩是什么。

　　我们就又开了一次特别的会议，有关于我们的使徒职，我们是不是办这样大医院的修会？于是请了耶稣会神父专家来分辩我们的使徒职，把神父跟我们讲的话、神父跟我们一起分享的、修女们提的意见、大家商量的过程，编成一个小册子，分给所有分院的修女，要求她们一年间用这本小册子去默想、去避静。

　　在汉城我们有两个医院，一个能收容 150 个病号，另一个能收容 300 个病号，我们就考虑能不能把 150 个病号的医院改变成免费的医院，许多人认为不可能，因为接受一个免费病人一年的费用是一亿韩元，一百个病人就需要一百亿！但是我们还是不放弃这个想法、愿望。我们用两年的时间继续努力，请了另外的耶稣会神父帮助做实地考察，经济方面分析，我们分辨的过程是把难题列出来，在难题面前祈祷，求天主帮我，怎样去看这个问题，做完两年的祈祷后，所有的修女都一致要把这个医院改成免费的病院，甚至金枢机都跟我说，你们这么轻率，可能吗？大家都怀疑我们。我们说一步一步来，在另一个更大的医院里头每年都有收入，用这样一点点的收入能收几个就收几个免费病人，许多神父都打电话给我，叫我好好考虑，这样子做是不太可能的，当时我已不是总会长了，但是新总会长要让我帮她一起做分辨的祈祷，当神父们有反抗意见时都来找我，我从我们开始试把医院改成免费医院后，我们看到了很多奇迹，病人是一分钱都不付，完全免费的，我们也选择真正没有办法的穷人，我们医院从 90 年开始到现在已有 12 年了，实际上我们医院从来没有遇到丝毫困难。其中病好的有 100 个。

　　我们的病人中间有临终病人，不能救的，还有艾滋病人，因为我们的会祖说过，小婢女应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就像艾滋病人，别的医院不收，因为他们传染，所以呢我们特别要收他们。

　　我们为什么没有困难呢？许多好人心都在帮助我们。志愿服务的青年人就有 2000 多个，这些人中间有医生、护士、清洁工、煮饭的，因为人多，所以他们每人服务一个星期就够了。有 20 位专任修女在那边服务， 30 位医生是花钱雇用的，其它都是免费的自愿服务者。我们病院每年平平安安临终的有 150 个左右，去世后，包括葬礼都在医院进行，直到把他们埋葬。

　　许多人知道我们的困难，比我们还焦虑，怕我们维持不下去，所以甘心给我们钱。二千个志愿服务者中间不信教的比信教的还多，就是说不是天主教，有佛教的，有基督教，也有什么教都不信的，大家都在一起，我们觉得医院像天堂一样，在里头服务的修女虽然很累，但是她们心里非常高兴。

　　对医院做分辨祈祷后，还有学校的问题还没解决，我们的修女院可说是一个不断做分辨祈祷的地方，又开始就学校问题做分辨祈祷。做分辨祈祷具体地说是所有修女都要祈祷，且成立了准备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特别要做祈祷。在 1992 年我们动员了所有修女建立准备委员会，开始做分辨祈祷，结果大家公认，办个大学校不是我们的神恩，让我们把这个学校毅然给一个有办教育工作神恩的修会。这个学校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校园，学校的财产房产相当于两百个亿，虽然这财产属于我们圣家小婢女会的，但是我们一分钱都不收，把学校送给了另一个办教育的修女会，当然我们心里总有舍不得，从两个班发展到 30 多个，从一个小学校到大学校，修女们心里总有不舍，这过程中我们还卖掉了其它地方的地买了这个学校，我们通过分辨祈祷，下决心的时候，修女们都同意，没有人反对。

　　但是我们去要求两个办教育的修女会，西登的修女会还有一个外国进来的，他们都不接受，给他们也不要，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学校位置在仁川教区，汉城附近，我们就把学校送给了教区长，仁川教区的主教，学校的财产房产都送给了主教。

　　虽然有些修女恐怕心里难受，但她们没有讲话，许多从那里学校毕业的学生都入了她们的修会，那些修女们心里当然都不好受，好象自己的母校都改变了面目，以后学校出身的女孩子都入了别的修会，好象不入我们的修会了。可是我们深深相信，每个个别的修女也好，做为一个整体的修会也好，必须回到自己原来的神恩，必须回到圣经，所以现在仁川教区召唤了西登仁爱会的修女，他们是专办教育的，这个修女会就接受下来了，以后圣召会回到他们那里去。

　　我们在办学校的时候有一个很大困难，现在没有了，就是要培养在学校里头当老师的修女们，他们所需接受的培育与我们圣家小婢女会要的活的神恩的培育是两码事，一个在社会上有地位，要符合政府方面要求，一个能为穷人服务，我们在同一个修女会要回应这两种需要有很大困难，团体的团结也多少受到影响，同时因为原来我们创办这个学校的精神是为穷孩子服务，让那些没钱的孩子有机会上学，现在怕这些丢失，所以我们用一个亿的钱去献给西登仁爱会修女会，作为奖学金给穷苦的孩子，目的是为保持学校原来的神恩，西登仁爱会修女会的神恩也包括为残疾人、穷人服务，但是我们把学校献给仁川教区时，没有音乐教室，没有图书馆，我们花了六个亿去造了一个图书馆和音乐教室，方才去献给他们，说明我们并不是因为担子太重了，管不下去丢给别人，不是这个意思，唯独是因为不符合我们的神恩，所以让给人家，同时把一个完整的东西让给人家，让人家能进行好好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