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十八和十九世纪

教会自脱利腾大公会议来那种强调教会训导权威的倾向，到了十八和十九世纪开始受到质疑和挑战，当时流行的理性主义和历史主义，为教会做成了不少挑战。理性主义高举人的理性，认为人有能力去认识一切真理，理性是一切真理的标准，而历史主义则指出圣经，特别是福音中耶稣奇迹的真实性很值得怀疑。

面对这些挑战，教宗庇护第九在年颁布 Syllabus of Errors ，指出一切邪说胶论，例如：

所有宗教的真理，都是出自人理智的天然力量。因此，理智是人藉以能够，并应该获得任何种类的真理的思想的主要准则。

教宗藉这异端的颁布指出天主的启示才是人认识真理的标准。

天主的启示，是不完全的，所以，不断地且也无止境地随着那理智的进步而进步。

这异端好像是说所谓天主的启示，其实就是人理性的产物，随着人理性的进步，启示亦在进步。

基督的信理，是与理智相抵触，而且天主的启示，不仅是一无是处，还是有害于人的成全。

这端异端则认为理性和启示相抵触，而不是和谐。

圣经所载所述的预言与灵迹，是诗人们的幻想虚构，而基督徒的信理奥迹，是哲学上探讨的高峰，至于新旧约所载的，是虚构的神话，即耶稣基督自己就是神话式的幻像。

这点是历史主义的思想，特别是 Strauss ，他们怀疑圣经中有关奇迹和

预言的历史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