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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梵二的天主启示宪章 教会这种消极的态度,一直大概至 1943 年的 Divino Afflante Spiritu 通谕和其后的 Humani generis 通谕才扭转过来。在这两个通谕中,一些理性和现代科学的释经方法初次被肯定。这些科学被认为不单无损圣经启示的超性真理,反而有助圣经启示真理的研究。 不过,更重要的改变是梵二的天主启示宪章,因为在这宪章,教会对启示的性质和内容有一个更清析的了解,使教会从过往的静态启示观中释放出来, 开进一个更深,更阔的新里程。 有关启示的性质,梵二很清楚指出它是来自天主,是天主无条件地开始, 也是由于他,启示才能成为事实。在这个启示的行动中,天主是因着自己的智慧和美善的推动而向人流露自己,而不是基于人的无能和需要。因此,启示这个行动可说是一个以天主为中心的行动。 构成启示的因素有两个,就是天主在救恩史中的行动,以及天主自己透过言语对这些行动的解释。因此,启示有历史性和圣事性两个特质,它是历史性,是因为天主的启示,包含了天主对于人类历史的一切干预,这些干预都是在一个计划之下进行,目标为指向人类的得救。它是圣事性,是因为天主的一切行动将无法知识,除非是透过他的言语,而这天主的说话,本身也是一个历史事件。 至于启示的内容,首先是天主自己。这个天主曾经在历史中不断向人流露自己,这些事件的高峰和圆满就是天主子的降生成人。因此,基督本身就是一切启示内容的最高原则。次要的启示内容,就是与整个启示行动息息相关的天主之言,这些言就是有关人,有关天主的真理,一如天主自己本身最后成为人类一员,这些真理也不可能只停留在理智阶段,也应该是透过我们与基督的结合而领会。 天主启示宪章的最大特色是不再视启示为一套静态的真理,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来到我们中间的主耶稣,与中世纪的启示论比较,它是实在多于抽象, 是历史性多于哲学性,是圣经为基多于以士林神学为基,是大公性多于争论性,是人际性多于条文性。 这种动态而包容性的启示观,也反映在梵二其它几个文件里,例如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基督被视为一切人生,痛苦,与死亡之谜的解答,在基督身上,不单是基督徒,也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找到止息。 此外,凡有信仰的人,无论他信奉甚么宗教,常在受造物的语言中,听到造物主的声音。 而启示的动态性,则可在( GS58 )找到: " 在福音及人类文化间存在着许多联系。自天主启示自身与其子民,至借着他降生成人的圣子充份发显自身与人类时, 曾依照各时代所有文化,而发表了谈话。 " 这一节指出了天主的启示不单存在于过去,也存在于今日和各时代中。因为天主实在今日仍然是透过教会和世界的生活对我们讲话。因此,教会首要的责任就是去 " 倾听分析并诠解我们这个时代的各种论调,而借助天主圣言的光明加以评价,以期人们能更彻底地领悟,更深入地了解,更适宜地陈述启示真理。 " 所以,虽然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从未给启示下过一个定义,但从它对世界和人类历史的乐观看法,可知背后其实是一种动态的启示观。启示是一个不停的过程,需要在不同的境况中,以不同的先知性见证去表达。 梵二的启示神学可谓是中世纪士林神学以来的一个分水岭,构成这个大突破的,背后多少是受到的神学影响,因此有人认为是梵二大公会议的一个幕后工程师。 Rahner 的神学主要是建基于他的人学,这个哲学性的基础,是早期慢慢发展出来的。首先是他的 Spirit in the world ( 1939 ),然后是 1941 年的 Hearers of the Word 。他的人学主要是来自 Transcendental Thomism ,后来也加入了 Heidegger 的 existential ontology 。他认为人在 - 一个认知的行动中,人是隐若地接触了上主。例如,当我们看到一张台时,我们知道它是一张台,而不是一张椅。为甚么我们有这种能力?今次我看到的台是圆的,下次见到是方的,我同样可知道它是台,为甚么?这明显不是来自人的记忆,为 Rahner 来说,这是天主的启示。因此,为 Rahner 来说,天主的启示是从我们被造的时候已启示给我们 - 一个人的,但怎样去明白这启示,则是一生不断的过程。 这过程是由天主所推动,因为在人的生命里,人似乎经常经验到一种不断的寻求,今日当我明白了一个问题,这答案可能带出三个其它的问题,或者在人生的经验里,我们内里经常经验到一种寻求的欲望,我们似乎在不断寻找, 这种寻找似乎要在人生终结时才得止息。又或者好像圣奥斯定所说:「天主, 如果我找不着你,我的心灵永不会止息。」因此,天主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内容,是一个动态的天主,他在 - 一个人之内,吸引 - 个人去寻求他,人生的终向可以说就是与主结合。 这种无永止息,不断寻求的经验, Rahner 称之后 grace 或者 First revelation ,这启示只是起初的阶段,因为它并未圆满,它是预备人去接受那在基督身上圆满的启示,几时人愿意去响应这个 revelation ,天主就会临其中,与他结合。因此,根据 Rahner 的看法,世界上无论是任何宗教,甚至是一些人文主义,无神主义等,他们都有天主的启示。只不过,可能这启示仍未概念化,不清析,甚至是混淆,理由是人这份内在的寻求有时被文化,环境和自己的私意所扭曲,因此在其它宗教有时出现偶像和迷信等因素。 至于犹太人的传统, Rahner 认为他们是天主在这普遍的启示历史里面的一个特别启示,因为天主是透过先知使他们清楚地经验天主,更准备他们去接受耶稣基督,两者的关系就是圆满和不圆满的分别。从多方面说, Rahner 的启示神学其实解答了当年所提出的问题。因为在他理论中,一方面应对了人的理智活动过程,回答了人的实际困难,他成功地避免指出启示就好像是一些外来的东西,不是人用理智所能理解和明白,而只能以信德去接受。但另一方面,他又继承了传统,指出天主启示的超越性,是天主主动对人的自我流露,而不是人为的努力和创作,积聚的成果。 8. 结论 在教父时代,甚至中古神学中,启示这个名词往往是指信者的内在经验, 如感动,光照等,不过,在圣多玛斯的字汇中,启示往往也指启示的对象,即启示的真理。 从脱利腾大公会议开始,教会的启示观渐渐趋向将启示视为信仰的条文, 所谓信仰的条文,就是将天主启示的内容以清楚明确的概念表达出来,这种倾向的出现,多少与当时的背境有关,由于宗教改革者主张唯信成义,所谓信仰仅是信赖之信,于是脱利腾大公会议便提出信理之信,与之抗衡。双方的差别在于信仰的对象,亦即启示的对象。宗教改革者强调是赦罪使人成义的天主, 天主教会则强调包含所有启示的道理。从此,天主教神学家着重表达启示内容的信仰条文,渐渐忽略启示神学其它幅度,梵一大公会议的宪章,可谓这种思想的高峰。 物极必反,我们看到这种强调条文的启示观,在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的影响下,现代主义的神学家提出了另一极端,就是极度强调启示的神圣经验,以致认为所谓启示便是天主自己出现在宗教意识中。这是内在的神圣经验,直觉天主的临在几乎如同神秘经验一般。至于信仰的条文,只是人间的批注,而启示并不在于那些人间的观念与条文。 表面上,信仰的内在经验和信仰的条文两者是互相对立,但若果我们细心去反省这个问题,其实并不然。因为天主启示的内容是他内在的生命,是他的救恩计划,是他对人类的爱和赋予的永远生命,是一种动态的位际关系。一方面现代主义提出的看法有其价值,因为这种关系并不是一套可由许多条文来说明的学问。但另一方面,我们的确要承认,天主的启示内容,是可以由清楚的概念和条文表达出来的,只要我们意识到这些条文并非真理的全部,同时,这些条文亦受到言语和概念的历史限制。 因此,若果只强调启示是一种宗教经验和意识,后果是忽略信仰的团体幅度,将信仰视为个人的事,因为天主的启示,是在教会信仰中实现,保存和发扬光大。若果只强调启示是信仰条文,启示则论为一套静态的真理,不足去表达这天主内在生命的事实。究竟两者怎样去调协呢。梵二并无给予定论,只是指出启示是一个动态的事实,教会需要永无止息的去合理表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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