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 二 前 教 会 语 言 的 演 变

陈振威

神学年刊　第二期　一九七八年　 83-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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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语言」是一个值得商榷的名词。其实，教会并无自己的语言。从前教会的官方语文－－拉丁文，不过是历史条件中出现的产物。为明白「教会语言」这个名词，我们得先问问，教会是甚么？教会就是接受了天主圣言的人信从了基督，聚集一起，便组成了教会。但是，天主圣言在人世间活动，一定受到时间，空间和文化等历史条件所限制。例如，在三千多年前，天主圣言在希伯来民族中活动，希伯来语便成了天主圣言表达的工具；其后，希伯来人被掳至巴比伦 ( 公元前六世纪 ) ，他们多用亚拉美语，圣言在他们之中活动，于是又用了亚拉美语的形式。继而希腊文随着亚历山大大帝军事上的胜利，成为近东一带政冶、经济和文艺上的用语。天主圣言在这种文化条件下活动，于是又采取了希腊文的形式。明乎此，我们便明白为甚么旧约圣经，部份由希伯来文，部份由亚拉美文，而部份由希腊文写成的了。

　　耶稣时代，希腊文仍然是政冶、经济和文艺上的用语，而且懂得的人很多。当然，在罗马帝国境内，各地方仍然保留着自己的方言。例如在巴勒斯坦，除了希腊文外，一般民众都会说亚拉美语。耶稣自己也讲亚拉美语。但是，为甚么新约福音是用希腊文写成的呢？显而易见的，新约作者选用希腊文写圣经，除了顺应历史条件的要求外，还有要使福音冲破地方语言限制的动机。从另一方面看，我们可以肯定，圣神降临后，过了短短的时间，教会团体已经吸收了很多不值亚拉美语的人。因此，用希腊文来宣讲基督的福音，成了不得不然的事了。

　　由此可见，天主圣言在信徒团体中活动，信徒团体所通用的语言，便成了圣言表达的工具，成了信仰的语言，更成了教会的语言。所以，在中国基督徒团体中，教会所用的语言必须是中文。

　　早期教会用希腊文，就是用信徒通用的语言。那时候，甚至罗马教会也用希腊文来举行弥撤礼仪的。这种情况，在罗马继续维持到第三世纪。这个，我们可以从希坡律陀 (Hippolytus 死于公元二三五年 ) 的著作中得到明证。 ( 今日弥撒中的感恩经第二式，就是以他记述的感恩经为蓝本的。 ) 其后拉丁文逐渐流行，更而取代了希腊文的地位，成为教会语言，而拉丁文，就是当时罗马地区的土语。由此可知，早期教会遵守了教会语言的原则，即是地方信徒的语言，成了礼仪和信仰的用语，成了教会的语言。

　　但是，为甚么后来教会却离弃了固有原则？原来罗马帝国后期，整个帝国分成了东西两个大政区。君士但丁大帝在公元二八 O 至三三七年做了罗马皇帝，仍然保留了这个制度。到了公元二三０年，君士但丁大帝更将帝国首都，迁往君士但丁堡 ( 今土耳其伊斯坦堡 ) 。从那时起，东西两个政区渐渐变成了东西罗马帝国。政冶上帝国既然分为两大政区，教会行政也自然分为东西两区了。在东方的成了东方教会，中心是君士但丁堡，领导神长是君士但丁堡的宗主教。在西方的成了西方教会，中心是罗马，领导神长长罗马主教 ( 教宗 ) 。东方教会因为深受希腊文化的影响，教会语言用了希腊文，而西方教会继续用拉丁文。后来，东西方教会发生了分裂，西方教会仍旧是西方教会，而东方教会却成了今日的东正教。

　　东罗马帝国延续至一四五三年，然后被土耳奇人灭亡了，而东方教会亦从此日渐衰落。西罗马帝国从第三世纪开始，西罗马帝国的领土，不断受到日耳曼民族，和其它蛮族的入侵。到了公元四七六年，西罗马帝国终于覆亡于蛮族的手中。

　　但罗马毕竟是帝国古旧的首都，是帝国的第一大城，也是帝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当时人人向往罗马城，在他们心目中，罗马不单是帝国的心脏，而更是世界 ( 当时他们所认识的世界 ) 的中心。而罗马帝国覆亡后，占领了前西罗马帝国领土的蛮族，无不继续拥有这种思想。他们仰慕罗马文化，一定设法保存和学习罗马的语言、法律等文化遗产。西方教会的隐修士，主动的保存了无数的手抄卷。在保护文化的工作上，确实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这样，拉丁文自然渐渐再次成为欧洲政治、学术和宗教的用语。当然，蛮族各有他们自己的语言，但是，和拉丁文比较起来，他们的语言是「不文明」的。

　　文艺复兴后期，马丁路德所开始的宗教改革运动，复兴教会语言本地化有颇大的影响。当时的宗教改革领袖，开始放弃拉丁文，而以本国语文作为信仰的用语。马丁路德将圣经译成德文，而他的译作，成为德国文学的重要作品。自英王亨利八世起，英国教会 ( 即圣公会 ) 便以英语来举行礼仪。

　　传统西方教会 ( 罗马教会 ) ，为了保障统一，在教会语言方面，却牢牢地抓紧了拉丁文；神哲学不用拉丁文不教，礼仪不用拉丁文不行。从此，本于时势而成为教会通用语的拉丁文，便被确立为教会礼仪与官方的语言。

　　无疑，教会这种抓牢拉丁文的目的有一定的功用。但是，这种行动，与圣言在信徒团体中活动，以信徒所用语言为临现的工具的原则不合，又与信徒团体应以自己所通用的语言为教会语言的原则相反，因而导至日后信徒的宗教生活与教会的公共礼仪，以及上下间的沟通，发生日益分隔的现象。这种情况，一直维持了四百多年，直到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才有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