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语言本地化

陆鸿基

神学年刊　第二期　一九七八年　 72-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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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先说几件轶事。有一天午饭后，我和一位朋友在中大校园散步，看到一些松树。朋友说：「今年的松树长得真高。」我说：「你怎知道松树今年会长多少呢？」他说：「你看，松树每枝上段是新绿的、修长的，那就是每枝在今年的增长。」我想，为什么我向来不知道有这回事呢？再仔细想想，模模糊糊的，似曾有印象，只是小时读生物，是用英语，而且又局限于书本功夫。一方面不是见到真正的、地上生长的松树；另方面也不知道生物课本中的 Pine ，就是中文课本的「松」。辗转到了十多年后的今日，才知道松树的生长过程，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在这例子上，可见到一些教学法和教学语言的弊漏。

　　又一天，我到一位教育学院同学任教的学校，视导他的一节地理课。他正向一班英中中四的学生，讲解台湾的甘蔗。他讲说甘蔗的生长，需要某种气候条件。譬如说气温得在摄氏表十度至二十五度之间，每年得有多少厘米的雨水等等。他的讲解全是英语；也写了很多资料在黑板上，也是用英文。老师似已尽力，而学生多是目无表情地呆坐着。下课后，我问老师觉得学生的反应怎样，他答：「因为你来看我上课，他们的反应已经比平常好得多了。因为他们知道，在老师的导师跟前，须表现合作。」但目无表情的呆坐，算是怎样的合作呢？研究之下，我们看出那一大堆数字和数据，对孩子们来说，只是一些死的数字和数据。透过这些，不能得到、感觉到或想象到一棵真正的甘蔗，也不能想出活生生的蔗农的生活情况。这是教学法上的不足。再加上那堆数据全用英语说出；首先孩子们要透过脑袋中的翻译或查字典，才知道 Sugar Cane 是「甘蔗」；然后又经翻译，才知道老师口中的 (Degrees Celsius) 就是他日常生活中 ( 电视天气报告里 ) 的摄氏多少度；如此类推。这是教学语言的问题。我看了两节连堂，在个多小时里，那班学生只有几次对老师的讲解较有反应，每次 都是当 老师发觉全用英语，不能令学生明白，而加上几句粤语辅助的时候，这时全班同学的情绪完全不同，本来呆坐的，眼中都出现神采来；这是巧合吗？

　　这节甘蔗课的故事，是否一个孤立的例子呢？我想不是。我目睹过同样的情况，实在很多次了。教学法暂且不说，先论教学语言。上甘蔗课的学校，不是一所「名校」，学生的英语水平可能较低；要他们透过英语，去学习甘蔗的生长，自然有意料中的困难。但我亦观察过一间称得上「名校」的学校上课情况 。这里，教师和学生的英语水平相当好。在英中四的历史课中，老师讲的是工业革命从英国扩至世界各地的经过。老师的英语流利准确，孩子们的英语也很好；听讲答问大致也无困难。师生之间语意神色互传，气氛相当融洽，不觉有人呆坐。可是当老师问到某一个问题时，全班没有一个人回答：不 管 老师怎样尝试，总不能使学生们有反应。最 后 老师说：「 You may speak in Cantonese 」登时气氛大变，孩子们吱吱喳喳的，争着发表了很多意见。大概老师提出的那个问题，刚好落在学生们英语词汇、或英语结构的弱处，使他们对这问题不能有英语的反应；当老师准用粤语时，学生们没有语言的障碍，便有非常热烈的反应了。

我想上述的情况，绝大多数教师都一定接触过，不烦多述。在此，让我尝试分析一下，香港中学在英语制度下，数种不同的弊端。首先看看在教学上的弊端，就是识智训练方面，和在感情发展上的弊端。最后再谈一下，它在社会和宗教方面的弊端。

英语制度妨碍识智的发展  

　　我相信在我们的学习过程中，一定要将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学习，完全融会于一个人的智力和感情发展上，否则，识智发展必定事倍功半。在感情发展上，也可能会尊致轻微的精神分裂，起码有心理学家所谓「自我界定的危机」，和失落的感觉。因在学校内，和在学校外，所过的生活完全两样；孩子们每天的思想、言行，都分成互不统属的两半，使他无所适从，但又不能不过着矛盾的日子。这种校内、校外的割裂，除了妨碍智力的发展外，也妨碍了感情的发展。这点后面再详论。

　　理论上，学校同时使用两种语言，可以有两者之间相互阻滞的害处，也可以有互相刺激的益处。所以双语未必不好，主要看如何使用。香港所采用的两种语言教学，有些语言专家称之为：「互减式的双语训练」。这是什么意思呢？一个人如果同时学习两种语言，而能将学得的语言，和透过语言学得的其它东西融会贯通，必定可以帮助他的思想有长足发展，就像同时学习中文和英文，如果学得其法，两者根基都稳；则他在中文方面学得的东西，可以帮助他在英文方面的学习；他在英文方面学得的东西，也会帮助他在中文方面的学习。这种好的双语模式，可称为「柏增式的双语训练」。但在香港，情形刚好相反，在香港，一般学生的中文基础尚未稳固，即要学习英文。一方面根基不大稳固的中文，妨碍他在英文方面的学习，另一方面所学得的英文词汇和文法，也妨碍他在中文方面的学习。结果就是大家常会见到的，大多数学生根本「不中不英」。这种「不中不英」的情况，语言教育学家称之为「互减式的双语训练」。

「互减式的双语训练 」妨碍感情的发展  

　　这种「互减式的双语训练」，除了妨碍识智方面的发展外，同时也妨害感情的发展。原因在那里呢？我想，语言一方面是传意的，同时也产生出一种群体共鸣的感觉。我说一句粤语，大家都听得懂，大家说一句粤语，我也听得懂；除言内之意，还有言外的一份团体感情。我不懂希伯来文，相信读者中也很少人懂希伯来文。假设我现在用希伯来文写下去，我们之间不会有传意，不会有共鸣，不会有一种团体的感觉。有传意不一定代表同意，但是大家还可以讨论，如果没有了传意，那么大家想吵架也不可以，更不可能有团体的感觉。可知语言不单是传意的工具，也是群体产生的一个基本因素。如果大家之间没有接触，就不会有团体、小区。试想一想，我们的孩子从小到大，在这种「互减式的双语训练」之下，我们能否给他们一个群体和小区的感觉呢？有些方面能，有些方面却不能。但我们所给他们的，往往是在压抑他们母语的情况之下。

　　举一个比较极端、也很普遍的例子：有很多英文学校，特别是比较有名气的英文学校中，学生在校内说粤语会被罚钱。我小时候就被罚了很多钱；此种情况至今一样。学生上课时说了一句粤语，教师和其它同学便会认为他犯了大错。这种训练暗示了「你的母语是可鄙视的，你与校外小区的认同、和他们的沟通也是可鄙视的。」这种方法能否帮助孩子自尊心的发展呢？我敢肯定的说：有极大的妨碍。有些教授语言的人说，如果要学生能够真正地学好两种语言，就一定不可以使他们对自己的母语产生了鄙视。中大英文系一位讲师，研究「为何香港的学生十年窗下，学来的英文还欠流畅准确呢？」他和我都同意，主因之一就是：当孩子们从小学习英语时，其它人半明半昧地教他「你的母语是可鄙视的，你不应将你的自尊心建在它之上。」母语不足贵，外语不如人；自己的小区不足惜，他人的社会不可即。这样的孩子怎知道应与谁认同，将自尊心建立在那里呢？人是群性动物，要是在社会中没有了根，很多方面的学习都会缺乏意义，因此他学习很多东西都不太成功，尤其是学习另一种语言，更不成功。

　　我看看自己，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学习英文，到中四、中五，其间已有七、八年，可是英语却完全不能好好地运用；只是用作背诵课本、应付考试，除此之外，没有其它应用的场合。看英语电影仍要看中文字幕。更不用说透过英语，去吸收较高深的文化了。为什么多年苦工仍不派用埸？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伦敦大学的中文训练课程。他们一般只收一些没有受过中文训练的英国人。四年后，受训者的中文即能灵活运用，可以应付会话，写得通顺；不是有能力通顺地阅读古文，就是白话文写得流畅。这样的成绩不是孤立的例子，而是很普遍；也不单是伦敦大学，在欧美很多大学也有类似的成绩。当然教大学生外国语文，和教中小学生，有很多不同；但其间的分别不是绝对的。我想，他们的中文训练，是建立在良好母语的基础上，不论他们的母语是英语、法语或德语。在已有的母语基础上，再去学习另一种语言，其间并未损害他们的自尊心；没有人说「英语是可鄙视的，所以要学中文。」而说的是：「中文有它的价值，英文也有它的价值，你需要学习两种语言，学贯中西。」这种「相增式的双语训栋」，并不妨碍学习者的智力和感情的发展，而是帮助他智力和感情的发展。

　　在使用外语教学的香港中学，却令校内、校外的数据和讯息间隔阂更大；亦令到学习者的自我界定更加混淆。少年人对自己的情况，已有很多疑虑，再加上生理上、心理上的变化，往往对「自己」很疑惑。又加上「不中不英」的语言隔阂，对自己的疑虑更大，对自我界定、自我认同的混淆，就更严重。少年人本已有自我表达的困难，两种语言都不能灵活运用，造成的抑郁更甚。这种情况，阻碍少年人的心理发展，使他不能达到自我界定，和建立完整人格的地步。

「互减式的双语训练」引致人与人间的隔阂

　　以上是「互减式的双语训练」，对少年人有影响。至于对社会的影响，刚才亦已有暗示。我们知道，绝大多数的父母，尤其是劳工阶层的父母，完全不懂英语，或只会认英文字母、三两个词句。在学校里，孩子们透过英语学习，下课后回到家里，却无法将所学得的与父母沟通，征求父母的意见。随着社会的工业化，和工厂式学校制度的扩张，家庭已面临解体，代沟日益加深、加阔。学校与家庭采用不同语言，也就将这代沟再予不必要的扩大。「互减式的双语训练」，不单妨碍孩子个人的感情和理智的发展，也使家庭中的代沟更深、更阔。那些没有进过学校，或在学校时间不长的父母，和在学校中逗留时间较久的子女之间，本来已常有不健康的隔阂；语言的分别，使这隔阂更严重。

　　在家庭之外又如何呢？香港的社会中，阶级与阶级间的分别亦相当大，其中一个主要的因素也是语言。大家都知道，英文中学与英文大学的毕业生，到社会找事做，比起没有进过英文中学或英文大学的人，要容易得多。这里的分别，主要是语言，而不是其它因素。而语言的运用，或者说「不中不英」语言的运用，也是社会上阶级隔阂的一个主要因素。

　　综合以上两点，似乎在今日香港社会中，一般年纪愈轻，在学校逗留时间愈久，在社会阶级的地位愈高的人，他的口语中愈多英语成份。年纪愈大，在学校逗留时间愈短，在社会阶级地位愈低的人，他的口语中就愈少英语成份。这样看来，「互减式的双语训练」，往往加强了社会中不同年纪，或不同阶级的人，其间的隔阂和矛盾。

「互减式的双语训练」妨碍信仰生活的实践  

　　我们希望香港有一个良好的教育制度，希望香港有一个良好的社会，更希望社会上的人都尊重自己，体谅别人，大家互爱互助。这个不单是教育的目标、社会的目标，也是宗教的目标。我们应要尽量消除阶级的、或年龄间的隔阂和矛盾；也要尽量消除这种「互减式的双语训练」，所造成各种的冲突；更要将学生家中的生活，和学校的生活连贯在一起。我不是说学校中用两种语言教学，就一定会有刚才所说的坏结果；也不是说用一种语言，就一定会取消了各种坏结果。但我相信刚才所说的隔阂，对个人的识智或感情的发展，对社会的共融性，对宗教的培育，都有很大的妨碍。假如一个人自己的生活中有隔阂，与他人之间有隔阂，没有共融时，这个人我很难全心全灵全意全力地，爱天主于万有之上，及爱人如己了。

　　让我再讲一个故事。二千年前有一个人，他也生于一个多元的殖民地社会中。这社会中的母语是希伯来语，帝国语言是拉丁语，而这地区的商业用语是一种希腊语。在这社会中长大的人，日常生活中用希伯来语；如果想做官，想发迹，便要操拉丁语；如果想经商，想发达则要操希腊语；语言的情况比香港稍为复杂些。这个人学会木工，做了几十年的木匠。后来走到街上，说了很多骇人听闻的话；最后被当地的殖民地政府，说他想煽动一个民族主义革命，将他拘捕、处死了。他死时的宣判是用三种语言写成的，包括希伯来语、拉丁语和希腊语。我想，捉耶稣去钉死，指他煽动民族主义，是冤枉的。他所主张的，实在比民族主义更具煽动性、更根本、更加激烈。曾经有人问他：「我们应不应该向殖民地政府交税呢？」他说：「你拿一个银币来看，银币上有谁的肖像？」银币上有大罗马帝国皇帝的像。他说：「属于皇帝的就给皇帝，属于神的就给神吧。」

　　到底什么属于皇帝，什么才属于神呢？他当时没有说明。我想有一点是相当清楚的，就是他很喜欢小孩子。有一次，有一班小孩子围着他，吵成一片。他的门徒赶孩子，说：「走开，不要吵！」他说：「别这样，让小孩子和我一起玩吧！只有像小孩子一样的人，才可以进天国。」假如我们问他：孩子的快乐，孩子的教育、识智和人格发展，到底属于神呢？还是属于皇帝呢？我想他会说：「是属于神，并不属于皇帝。」

结语：提倡「相增式的双语训练」  

　　总括来说：我并非主张中学不要教英语，只是希望香港有「相增式的双语训练」，而不是「互减式的双语训练」。香港是一个处于中西文化边缘的社会，对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有很大的机会和责任，可以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发扬光大。除了广义的中西文化交流外，我们也有责任，将中国的传统，和基督的教义融会贯通。如何才能做到呢？我想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首先要能够与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兄弟姊妹谈话－－亦即我们中文的运用能力，应足以欣赏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又同时要能和香港街头巷尾的人谈话。我们要尊重我们的广东话，我们要用我们的广东话，和社会上周围受苦的、快乐的人分享、分担。同时我们需要对西方的传统和现貌，有着比较深、比较稳固的认识和把握。在这方面努力的一个主要工具，就是英语，因此我们的目标，应朝向「相增式双语训练」来着手。我想先要帮助孩子们打好母语基础，到中一才让他们学英语。着实增强中学的英语教学，但一般科目改用粤语教授。这样中文的基础好，孩子们运用语言的自信心，和「社会认同感」都较强，学习另一种语言自然较快、较有效，对他们的德、智、体、群、美的发展，亦不会有妨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