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學年刊 第一期 一九七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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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開香港天主教手冊，從教區大事紀一欄中，不難窺探出本港教區的兩段發展過程：
遠自一八四七年，香港教區成立後六年，已有巴黎外方傳教會司鐸到港。之後有不少男女修會，先後來港參加傳福音工作，使傳道、教育、醫務、福利等工作發展迅速。尤其二次世界大戰後不久，隨大陸難胞的源源來港，香港教區的男女修會數目及成員亦大幅度增長，這無疑為教區的進一步發展做了一個意想不到的預備。
正如一九五一年白英奇主教上任時所說的幾句話：「我們今日工作，明日的一切，託付給上主。」此後廿多年，修會的繼續增加，及全體天主子民的共同努力，教區信友人數，自三萬餘增至二十五萬，增加了八倍之多，成為全球國籍信友最多的一個教區。教育與社會福利工作方面，亦有相稱的進展。一九六九年，徐誠斌主教繼白主教出掌教區後，教區遂逐步改由國籍主教及神職主管。
從上述的本港教區發展趨勢，我們可以領略到：香港雖是華洋雜處之地，畢竟華人佔絕大多數，他們的風俗習慣及思想方式，仍以中國傳統文化為主流，因此福音的植根及教會的本地化該成為最受人關注的問題，也是我們現在耕耘期日夕努力所期待的目標。故本文欲從中國人觀點探討基督信仰的授受。
理查．尼布爾(Richard Nebuhr 1894-1962)在他所著「基督與文化」一書中，把基督信仰與世界文化相接觸的諸形態分成五大類型：即(一)基督反乎文化，(二)基督屬乎文化，(三)基督超乎文化，(四)基督與文化相反相成，(五)基督為文化的改造者。他的分析及分類不但相當成功，且從此在宣教學上引起了甚多嶄新的討論。
但我個人以為尼氏的分析法，畢竟還是不夠圓滿，主要因為他的立論看重「傳授福音者」的態度 ，卻鮮有顧及「接受福音者」的心理歷程。
究竟中國歷史文化社會如何接納基督信仰呢?李嘉嵩在「景風」雜誌第四十六期，試就此問題寫出頗佳的答案。李君認為歷代中國人接受基督信仰的經過可歸納成六大類型：(一)慕義感得型 ，(二)諸教一源、殊途同歸型 ，(三)背祖叛宗型，(四)牽親引戚型，(五)洋貨附獎型，(六)祖傳秘方型。
(一)所謂「慕義感得」，指不少人慕求德行風範與道理教訓，為福音崇高意義所感，終而入教。
(二)所謂「諸教一源、殊途同歸」，指部份人的入教，乃基於中國人的大同精神，認為諸教皆以行善為宗旨，必與中國自古流傳下來的聖人之道，具有相同源流。
(三)所謂「背祖叛宗」，指某些人決志接受基督信仰前，需要毅然拋棄祖傳迷信的遺習。
(四)至於「牽親引戚」，則是指集體歸化。一個有地位者接受福音，其他家族或姻戚成群結隊亦前來入教。
(五)至於「洋貨附獎」，指很多人信道，一方面可能由於慕義心切;'但另一方面更可能藉此得到物資救助或達到某種企圖。
(六)最後的「祖傳秘方」，實指一些人視幅音為西方教士傳授的秘方，接受過來，代代封密相沿，虧欠傳遞幅音的託付。
上述李氏指出的六類接受福音心理歷程，雖隨時代變遷，方式有改換，然其基本心態仍然存在著。比方：五十年代的「洋貨附獎J多是外國的救濟品，今日的；卻多是入學、求職與墳地等。昔日的「牽親引戚」的範圍是一村一族，現在的卻可能是一機構或一部門。舊日的「背祖叛宗」要求拋棄祖傳迷信的遺習，今日的卻要求改變與信仰有抵觸的生活陋習。
當然，上述的歸納法只為方便分析，不但不否認各類型的複合型的存在，而且承認複合類型可能多於單純類型。
姑無論如何 ，我個人以為最值得推崇的心態應當是第一類型，即「慕義感得型」。因為早在四百年前，耶穌會士聖方濟各沙勿略東來，先到日本傳道；但在觀察日本的民族性格後，立即想轉到中國傳教。考其原因，就是他得知慕義求道之人，盡可由中國求之。
基督宗教在中國的活動，已有千多年歷史。其間因傳教士的慷慨精神，艱苦經營，為道犧牲，使基督信仰在中國奠基。他們對中國的偉大貢獻，比如：介紹新教育科技，改良社會風俗，推行慈善事業等，實非一言片語所能盡述。但基督教在中國亦受到至少五次極大的打擊，即南京教難、曆獄、庚子義和團的排斥、非基督教同盟的指控、及三自愛國運動的壓迫。何故？有人運用了名學者湯恩比(A.Toynbee)的文化放射定律去解釋。據湯氏說：「當一移動的文化光，因被它所衝出的一個外國社會體抗拒而反射為多種的光線，－－技術的、宗教的、政治的、學術的等等時，它的技術的光線常較宗教的光線穿越的較快及較深……我們可以說文化的反射的光線的穿越力量通常是與光線的文化價值成反比例的。一個無關緊要的光線 ，受到其所衝出的社會體的阻力，較之一個重要的光線為輕，因為前者不至於威脅到被衝出的社會體的傳統生活方式，而引起激烈痛楚的干擾。」(參閱林治平著：「基督教與中國」五四至五五頁)也有人認為這些教難該歸咎到昔日傳教與不平等條約拉上了關係，使基督宗教蒙上殖民主義的污點。但我個人以為上列兩種解釋，都不能構成主要原因，因為中國民族性格富有包容氣質，不但易於寬恕，既往不究，且能把各宗教文化兼收并蓄，冶為一爐。我以為最主要的原因，還是我們傳教時忽略深究中國人的宗教心裏。正如王治心在「中國基督教史綱」一書所提出，我國古代已有自然崇拜的事實，即原始約三光崇拜，遊牧時代的庶物崇拜，進而至於農業社會的山川社稷崇拜，再進而至於封建社會的天祖崇拜。這些與生活有關的多神崇拜宗教現象，從壞的一方面說，是一種程度很低的信仰，不合時宜；但從好的一方面說，卻表示中國人承認精神生活的重要。
所以中國人著重內心修養勝於外表眩人的事業。事實，基督信仰自公元六三五年傳入中國，至今已歷一千三百四十多年仍未廣傳；而佛教自公元六四年傳入中國，約五百五十年後即已完全滲入整個中國文化中。上至藝術詩詞，下及生活俚語，無一不染點佛家思想或禪的氣味。這是佛教洞察中國人思想看重內修的成功之處，也是我們不得不向佛教學習的地方。
談完「接受者」的心理後，讓我們轉入「傳授者」的態度。
首先，我們耍交待一下什麼是「傳授基督信仰」?
隨著時代日新月異，今日救贖學及教會學的觀點有了很大的轉變，宣教學的名詞及內涵也因而有了重大的變更。茲介紹三個有關名詞，以資比較及區別：
(一)「基督教化」(Christianization)------- 指從中古世紀至十六世紀政教合一時期，教會為了光榮天主，以國家為媒介，熱衷於拓展基督教國度。這時期的傳教就是基督教化，欲把教宗的統治地域擴展到全球各地。這套觀念不但產生了歷史上著名的十字軍東征，也令我們瞭解到，為何昔日葡萄牙及西班牙船隻，每次出發把基督之光帶給世界前，必先請求教宗的祝幅。
(二)「傳教」(Mission)-----指十八及十九世紀政教逐漸分離期間，教會為了拯救人靈，成立了很多宣道組織，去給天下萬民施洗，使之獲得個人的救贖。這套觀念的興盛，遂使教會內的傳教修會如雨後春筍，分佈各地。
(三)「傳揚福音」(Evangelization)－－－－如梵二大公會議、七四年全球主教會議及七五年教宗保祿「傳播福音」文告所示：在「教會外也得救恩」的神學反省下，今日基督徒應該領悟自己的存在，并不只是為了救自己的靈魂，卻特別是為了回應天主的呼召，去參與天主之介入人類歷史。因此，教會要以僕役身份服務世界，將基督的死而復活作為生活典範及宣道中心，在聖神的引導下，透過基層團體與世界交談，以入世的生活及出世的精神去啟發世界，使之轉化。因而這一套新觀念也令我們醒覺到尊重本地文化及培植本地教會的重要。本文所提的「傳授基督信仰」就是指「傳揚福音」這個意思。
究竟我們該持何種態度去傳授基督信仰給中國人呢?
去年十一月份的「七十年代」月刊，曾轉載了一篇題名為「坦贊鐵路」的文章，記述以一個發展中的中國如何援助坦桑尼亞及贊比亞兩國建成了一條巨大的鐵路。內容包括三要點：(一)坦贊鐵路的意義，(二)貸款的條件，(三)充分利用當地人力。關於第一點，文中指出兩國因交通阻塞而荒置的大片土地，將因鐵路的興建而得開發，且可促進兩國間的貿易增長，更可使世界矚目，成為一個中國援外的實例。至於第二點，中國缺乏外匯儲備，因而改以貨物信用代替：中國貨物以無息信貸方式授給坦贊兩國，通過當地國營貿易機構出售來籌措基金。該筆援助，頭十年不需還款，以後才分三十年攤還。論到最後一點，在築路期間，不但充分利用當地的勞力，而且中國工程人員亦親自參加體力勞動，待遇一如當地非洲工人，甚至要遵守已故周恩來總理的規定：假如他們死在當地，也不要作特殊要求，把屍體火化，絕不接受任何榮譽。
我以為上面中國援外事例的三要點，可視為時代徵兆，給我們傳授幅音者提供下列應走的路線：
(一)我們傳福音者常應反省工作的意義。應重質超過重量。不看重於問自己還需不需要辦更多學校、醫院或福利機構，卻應探求如何使每一項工作成為典範，啟發香港政府及市民自己去負起應盡的社會責任，并賦與這些工作一項崇高的宗教意義。這才是傳福音，也是整個教區不可被人替代的任務。
(二)其次，涉及傳福音的慷慨精神。是付出，不是交換。我曾在去年五月份的「景風」雜誌，讀到一篇「普世教會協會第五屆大會簡報」，內中提到當日會場掛了這樣的一幅漫畫：兩個非洲人的臉孔，下面寫看「當第一個外國傳教士來這裏之前，他們有的是聖經，而我們有的是土地；當外國傳教士來了這裏後，我們有的是聖經，而他們有的是我們的土地。」以聖經換取土地的殖民主義，已經或者快要成為昨日黃花。但是，利用聖經去獲致權勢地位或達到個人企圖的新殖民主義，也許方興未艾哩。希望這些人性的弱點，能在基督完全捨己為人的感染下，不斷革除。
(三）最後，傳福音的目標是建立一個「自治、自養、自傳」的本地化教會。一九二O年代非基督教同盟的抨擊，令我國教會中醒覺份子為了除去洋教的醜號，努力推動教會本地化運動，提倡「自治、自養、自傳」，目的是使基督信仰不單能建立於蘊義無窮的聖經啟示之上，而且又能通過本地文化的融會變成聖化中國的力量。可惜，當這個運動因推行的時間太淺而尚未生根植基之時，一九五O年代中共便利用它作為分化的工具，目的卻是使中國教會與普世教會分裂，然後再加以控制及有步驟地予以消滅。故此年長一輩的信友聽到三自運動時，便馬上聯想起中共所謂的愛國教會，而忽略了它正確及源遠流長的原意。幸好，廿年後的今天，這運動又在世界各地的教會興起。在與普世教會共融的原則下，它重倡發展本地人力物力的資源，使每個教友在活潑而有深度的信仰推動下，負起參與教會的責任；努力栽培本地神職界，使之有能力擔承領導教會之職；更要求各修會打破小圈子，萬事以教區發展為首要目標，不但要學習本地語言，也要學習本地文化，并且注意自己的生活方式，與其他人看齊，以免影響傳福音的角色及工作的投入。
總之，傳福音者最要注意接受者的心理歷程，並當常視自己如同乞丐，何處可以尋得食物(福音)。他最需具有的是內心的謙遜。所以主基督雖貴為天主，仍能屈居馬槽及死於十字架。宗徒們及初期教會信徒，雖然在傳教上有輝煌成績，但由於內心的愫養，仍能謙辭己功，把自己比作天主的一塊無用器皿，甚至如聖保祿謙遜地說「這不是說，我已經達到目標。」(斐3:12)能夠做到這個地步，聖神才會教導我們如何以愛為力量，去成全中華文化的光輝，使香港教會成為本地化的教會，也才合乎主基督所親自強調的:「我來不是為廢除，而是為成全。」 (瑪5:17)
本文之初稿原是座談會的演講，曾刊載於今年五月六日的公教報。因成稿時間忽促，內容漏洞殊多。今藉暑期之便，再作修改補充。希有識之士不吝賜教。
網頁製作：聖神修院神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