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學上的弊端。首先我們知道，學校這個類似工廠制度的組織，是分科教學的。一年級的時侯，有中文、英文、數學、社會等科；科與科之間分得很清楚。二年級的時候，又學相同的學科，而各科也分得很清楚。三年級時各科也是一樣。這種分科教學的制度，往往造成科與科之間，年級與年級之間沒有聯繫。一個學生，經過若干年、若干科攷試，拿著一張四四方方的文憑，文憑上寫著：「某某某，有某科某科及格。」作為證明這個人受過教育，其實這個人腦袋中分了許多方格子，就像各科一樣，格與格之間沒有聯繫(如圖一)。
神學年刊 第二期 一九七八年 72-8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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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說幾件軼事。有一天午飯後，我和一位朋友在中大校園散步，看到一些松樹。朋友說：「今年的松樹長得真高。」我說：「你怎知道松樹今年會長多少呢？」他說：「你看，松樹每枝上段是新綠的、修長的，那就是每枝在今年的增長。」我想，為什麼我向來不知道有這回事呢？再仔細想想，模模糊糊的，似曾有印象，只是小時讀生物，是用英語，而且又局限於書本功夫。一方面不是見到真正的、地上生長的松樹；另方面也不知道生物課本中的Pine，就是中文課本的「松」。輾轉到了十多年後的今日，才知道松樹的生長過程，原來是這麼一回事。在這例子上，可見到一些教學法和教學語言的弊漏。
又一天，我到一位教育學院同學任教的學校，視導他的一節地理課。他正向一班英中中四的學生，講解台灣的甘蔗。他講說甘蔗的生長，需要某種氣候條件。譬如說氣溫得在攝氏表十度至二十五度之間，每年得有多少厘米的雨水等等。他的講解全是英語；也寫了很多資料在黑板上，也是用英文。老師似已盡力，而學生多是目無表情地呆坐著。下課後，我問老師覺得學生的反應怎樣，他答：「因為你來看我上課，他們的反應已經比平常好得多了。因為他們知道，在老師的導師跟前，須表現合作。」但目無表情的呆坐，算是怎樣的合作呢？研究之下，我們看出那一大堆數字和資料，對孩子們來說，只是一些死的數字和資料。透過這些，不能得到、感覺到或想像到一棵真正的甘蔗，也不能想出活生生的蔗農的生活情況。這是教學法上的不足。再加上那堆資料全用英語說出；首先孩子們要透過腦袋中的翻譯或查字典，才知道Sugar Cane是「甘蔗」；然後又經翻譯，才知道老師口中的(Degrees Celsius) 就是他日常生活中(電視天氣報告裏) 的攝氏多少度；如此類推。這是教學語言的問題。我看了兩節連堂，在個多小時裏，那班學生只有幾次對老師的講解較有反應，每次都是當老師發覺全用英語，不能令學生明白，而加上幾句粵語輔助的時候，這時全班同學的情緒完全不同，本來呆坐的，眼中都出現神采來；這是巧合嗎？
這節甘蔗課的故事，是否一個孤立的例子呢？我想不是。我目睹過同樣的情況，實在很多次了。教學法暫且不說，先論教學語言。上甘蔗課的學校，不是一所「名校」，學生的英語水準可能較低；要他們透過英語，去學習甘蔗的生長，自然有意料中的困難。但我亦觀察過一間稱得上「名校」的學校上課情況 。這裏，教師和學生的英語水準相當好。在英中四的歷史課中，老師講的是工業革命從英國擴至世界各地的經過。老師的英語流利準確，孩子們的英語也很好；聽講答問大致也無困難。師生之間語意神色互傳，氣氛相當融洽，不覺有人呆坐。可是當老師問到某一個問題時，全班沒有一個人回答：不管老師怎樣嘗試，總不能使學生們有反應。最後老師說：「You may speak in Cantonese」登時氣氛大變，孩子們吱吱喳喳的，爭著發表了很多意見。大概老師提出的那個問題，剛好落在學生們英語詞彙、或英語結構的弱處，使他們對這問題不能有英語的反應；當老師准用粵語時，學生們沒有語言的障礙，便有非常熱烈的反應了。
我想上述的情況，絕大多數教師都一定接觸過，不煩多述。在此，讓我嘗試分析一下，香港中學在英語制度下，數種不同的弊端。首先看看在教學上的弊端，就是識智訓練方面，和在感情發展上的弊端。最後再談一下，它在社會和宗教方面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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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學上的弊端。首先我們知道，學校這個類似工廠制度的組織，是分科教學的。一年級的時侯，有中文、英文、數學、社會等科；科與科之間分得很清楚。二年級的時候，又學相同的學科，而各科也分得很清楚。三年級時各科也是一樣。這種分科教學的制度，往往造成科與科之間，年級與年級之間沒有聯繫。一個學生，經過若干年、若干科攷試，拿著一張四四方方的文憑，文憑上寫著：「某某某，有某科某科及格。」作為證明這個人受過教育，其實這個人腦袋中分了許多方格子，就像各科一樣，格與格之間沒有聯繫(如圖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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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試著另一種教學步驟，這是在香港、或其他地方，都較少見的。透過生活上的現實體驗，打破科目、年級的界限，把母語、外語、數學、社會及其他各種學問，融會貫通。各門學問之間當然有分別，(在方法和內容的重點上都有不同)，但由生活體驗聚集在一起，就成為一個識智發展的基礎。沒有了科目界限、資料、概念可以活學活用，才會開出一朵在智力和感情上的花(如圖二)。為什麼這美麗的花，在香港很少出現呢？一方面固然教與學步驟有關，但卻和教學語言更有關係。學校中講解大部份科目所用的語言，是多數學生、甚至老師都不能靈活運用的；學生只能背書，教師往往背講義，理解就相應減少；師生要用較靈活的教、學方法都受束縛。不但在科與科之間、年級與年級之間，會有分裂、割裂；同時，因為教學語言不是課室外生活所用的語言，於是，也造成課室內、書本中的事物，和外面的生活，二者之間的牆更高更厚。就像則才所舉過的例子：絕大多數孩子們在家中晚飯後所聽的天氣報告中，提及的攝氏多少度，有沒有雨等，全是粵語，只有少數家庭收看英文的新聞和天氣報告。可是，他們在學校中所用的語言卻是英語，所學的是多少Degrees Celsius，多少個Millimetres of rainfall。也就是說他們在日常生活－－在操場、在家中、在巴士上、或在電車、渡海小輪上，和朋友玩耍、和父母談天等－－完全和他們在學校內、書本中所學得的東西切開。使用外語學習，所造成的割裂比較用單語更嚴重，更難達到融會貫通、開花結果的地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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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在我們的學習過程中，一定要將不同時間、不同地點的學習，完全融會於一個人的智力和感情發展上，否則，識智發展必定事倍功半。在感情發展上，也可能會尊致輕微的精神分裂，起碼有心理學家所謂「自我界定的危機」，和失落的感覺。因在學校內，和在學校外，所過的生活完全兩樣；孩子們每天的思想、言行，都分成互不統屬的兩半，使他無所適從，但又不能不過著矛盾的日子。這種校內、校外的割裂，除了妨礙智力的發展外，也妨礙了感情的發展。這點後面再詳論。
理論上，學校同時使用兩種語言，可以有兩者之間相互阻滯的害處，也可以有互相刺激的益處。所以雙語未必不好，主要看如何使用。香港所採用的兩種語言教學，有些語言專家稱之為：「互減式的雙語訓練」。這是什麼意思呢？一個人如果同時學習兩種語言，而能將學得的語言，和透過語言學得的其他東西融會貫通，必定可以幫助他的思想有長足發展，就像同時學習中文和英文，如果學得其法，兩者根基都穩；則他在中文方面學得的東西，可以幫助他在英文方面的學習；他在英文方面學得的東西，也會幫助他在中文方面的學習。這種好的雙語模式，可稱為「柏增式的雙語訓練」。但在香港，情形剛好相反，在香港，一般學生的中文基礎尚未穩固，即要學習英文。一方面根基不大穩固的中文，妨礙他在英文方面的學習，另一方面所學得的英文詞彙和文法，也妨礙他在中文方面的學習。結果就是大家常會見到的，大多數學生根本「不中不英」。這種「不中不英」的情況，語言教育學家稱之為「互減式的雙語訓練」。
這種「互減式的雙語訓練」，除了妨礙識智方面的發展外，同時也妨害感情的發展。原因在那裏呢？我想，語言一方面是傳意的，同時也產生出一種群體共鳴的感覺。我說一句粵語，大家都聽得懂，大家說一句粵語，我也聽得懂；除言內之意，還有言外的一份團體感情。我不懂希伯來文，相信讀者中也很少人懂希伯來文。假設我現在用希伯來文寫下去，我們之間不會有傳意，不會有共鳴，不會有一種團體的感覺。有傳意不一定代表同意，但是大家還可以討論，如果沒有了傳意，那麼大家想吵架也不可以，更不可能有團體的感覺。可知語言不單是傳意的工具，也是群體產生的一個基本因素。如果大家之間沒有接觸，就不會有團體、社區。試想一想，我們的孩子從小到大，在這種「互減式的雙語訓練」之下，我們能否給他們一個群體和社區的感覺呢？有些方面能，有些方面卻不能。但我們所給他們的，往往是在壓抑他們母語的情況之下。
舉一個比較極端、也很普遍的例子：有很多英文學校，特別是比較有名氣的英文學校中，學生在校內說粵語會被罰錢。我小時候就被罰了很多錢；此種情況至今一樣。學生上課時說了一句粵語，教師和其他同學便會認為他犯了大錯。這種訓練暗示了「你的母語是可鄙視的，你與校外社區的認同、和他們的溝通也是可鄙視的。」這種方法能否幫助孩子自尊心的發展呢？我敢肯定的說：有極大的妨礙。有些教授語言的人說，如果要學生能夠真正地學好兩種語言，就一定不可以使他們對自己的母語產生了鄙視。中大英文系一位講師，研究「為何香港的學生十年窗下，學來的英文還欠流暢準確呢？」他和我都同意，主因之一就是：當孩子們從小學習英語時，其他人半明半昧地教他「你的母語是可鄙視的，你不應將你的自尊心建在它之上。」母語不足貴，外語不如人；自己的社區不足惜，他人的社會不可即。這樣的孩子怎知道應與誰認同，將自尊心建立在那裏呢？人是群性動物，要是在社會中沒有了根，很多方面的學習都會缺乏意義，因此他學習很多東西都不太成功，尤其是學習另一種語言，更不成功。
我看看自己，從小學三年級開始學習英文，到中四、中五，其間已有七、八年，可是英語卻完全不能好好地運用；只是用作背誦課本、應付攷試，除此之外，沒有其他應用的場合。看英語電影仍要看中文字幕。更不用說透過英語，去吸收較高深的文化了。為什麼多年苦工仍不派用埸？
我們可以比較一下倫敦大學的中文訓練課程。他們一般只收一些沒有受過中文訓練的英國人。四年後，受訓者的中文即能靈活運用，可以應付會話，寫得通順；不是有能力通順地閱讀古文，就是白話文寫得流暢。這樣的成績不是孤立的例子，而是很普遍；也不單是倫敦大學，在歐美很多大學也有類似的成績。當然教大學生外國語文，和教中小學生，有很多不同；但其間的分別不是絕對的。我想，他們的中文訓練，是建立在良好母語的基礎上，不論他們的母語是英語、法語或德語。在已有的母語基礎上，再去學習另一種語言，其間並未損害他們的自尊心；沒有人說「英語是可鄙視的，所以要學中文。」而說的是：「中文有它的價值，英文也有它的價值，你需要學習兩種語言，學貫中西。」這種「相增式的雙語訓棟」，並不妨礙學習者的智力和感情的發展，而是幫助他智力和感情的發展。
在使用外語教學的香港中學，卻令校內、校外的資料和訊息間隔閡更大；亦令到學習者的自我界定更加混淆。少年人對自己的情況，已有很多疑慮，再加上生理上、心理上的變化，往往對「自己」很疑惑。又加上「不中不英」的語言隔閡，對自己的疑慮更大，對自我界定、自我認同的混淆，就更嚴重。少年人本已有自我表達的困難，兩種語言都不能靈活運用，造成的抑鬱更甚。這種情況，阻礙少年人的心理發展，使他不能達到自我界定，和建立完整人格的地步。
以上是「互減式的雙語訓練」，對少年人有影響。至於對社會的影響，剛才亦已有暗示。我們知道，絕大多數的父母，尤其是勞工階層的父母，完全不懂英語，或只會認英文字母、三兩個詞句。在學校裏，孩子們透過英語學習，下課後回到家裏，卻無法將所學得的與父母溝通，徵求父母的意見。隨著社會的工業化，和工廠式學校制度的擴張，家庭已面臨解體，代溝日益加深、加闊。學校與家庭採用不同語言，也就將這代溝再予不必要的擴大。「互減式的雙語訓練」，不單妨礙孩子個人的感情和理智的發展，也使家庭中的代溝更深、更闊。那些沒有進過學校，或在學校時間不長的父母，和在學校中逗留時間較久的子女之間，本來已常有不健康的隔閡；語言的分別，使這隔閡更嚴重。
在家庭之外又如何呢？香港的社會中，階級與階級間的分別亦相當大，其中一個主要的因素也是語言。大家都知道，英文中學與英文大學的畢業生，到社會找事做，比起沒有進過英文中學或英文大學的人，要容易得多。這裏的分別，主要是語言，而不是其他因素。而語言的運用，或者說「不中不英」語言的運用，也是社會上階級隔閡的一個主要因素。
綜合以上兩點，似乎在今日香港社會中，一般年紀愈輕，在學校逗留時間愈久，在社會階級的地位愈高的人，他的口語中愈多英語成份。年紀愈大，在學校逗留時間愈短，在社會階級地位愈低的人，他的口語中就愈少英語成份。這樣看來，「互減式的雙語訓練」，往往加強了社會中不同年紀，或不同階級的人，其間的隔閡和矛盾。
我們希望香港有一個良好的教育制度，希望香港有一個良好的社會，更希望社會上的人都尊重自己，體諒別人，大家互愛互助。這個不單是教育的目標、社會的目標，也是宗教的目標。我們應要盡量消除階級的、或年齡間的隔閡和矛盾；也要盡量消除這種「互減式的雙語訓練」，所造成各種的衝突；更要將學生家中的生活，和學校的生活連貫在一起。我不是說學校中用兩種語言教學，就一定會有剛才所說的壞結果；也不是說用一種語言，就一定會取消了各種壞結果。但我相信剛才所說的隔閡，對個人的識智或感情的發展，對社會的共融性，對宗教的培育，都有很大的妨礙。假如一個人自己的生活中有隔閡，與他人之間有隔閡，沒有共融時，這個人我很難全心全靈全意全力地，愛天主於萬有之上，及愛人如己了。
讓我再講一個故事。二千年前有一個人，他也生於一個多元的殖民地社會中。這社會中的母語是希伯來語，帝國語言是拉丁語，而這地區的商業用語是一種希臘語。在這社會中長大的人，日常生活中用希伯來語；如果想做官，想發跡，便要操拉丁語；如果想經商，想發達則要操希臘語；語言的情況比香港稍為複雜些。這個人學會木工，做了幾十年的木匠。後來走到街上，說了很多駭人聽聞的話；最後被當地的殖民地政府，說他想煽動一個民族主義革命，將他拘捕、處死了。他死時的宣判是用三種語言寫成的，包括希伯來語、拉丁語和希臘語。我想，捉耶穌去釘死，指他煽動民族主義，是冤枉的。他所主張的，實在比民族主義更具煽動性、更根本、更加激烈。曾經有人問他：「我們應不應該向殖民地政府交稅呢？」他說：「你拿一個銀幣來看，銀幣上有誰的肖像？」銀幣上有大羅馬帝國皇帝的像。他說：「屬於皇帝的就給皇帝，屬於神的就給神吧。」
到底什麼屬於皇帝，什麼才屬於神呢？他當時沒有說明。我想有一點是相當清楚的，就是他很喜歡小孩子。有一次，有一班小孩子圍著他，吵成一片。他的門徒趕孩子，說：「走開，不要吵！」他說：「別這樣，讓小孩子和我一起玩吧！只有像小孩子一樣的人，才可以進天國。」假如我們問他：孩子的快樂，孩子的教育、識智和人格發展，到底屬於神呢？還是屬於皇帝呢？我想他會說：「是屬於神，並不屬於皇帝。」
總括來說：我並非主張中學不要教英語，只是希望香港有「相增式的雙語訓練」，而不是「互減式的雙語訓練」。香港是一個處於中西文化邊緣的社會，對促進中西文化交流有很大的機會和責任，可以兼收并蓄，融會貫通，發揚光大。除了廣義的中西文化交流外，我們也有責任，將中國的傳統，和基督的教義融會貫通。如何才能做到呢？我想我們和我們的下一代，首先要能夠與我們的祖先，我們的兄弟姊妹談話－－亦即我們中文的運用能力，應足以欣賞祖先留下的文化遺產，又同時要能和香港街頭巷尾的人談話。我們要尊重我們的廣東話，我們要用我們的廣東話，和社會上周圍受苦的、快樂的人分享、分擔。同時我們需要對西方的傳統和現貌，有著比較深、比較穩固的認識和把握。在這方面努力的一個主要工具，就是英語，因此我們的目標，應朝向「相增式雙語訓練」來著手。我想先要幫助孩子們打好母語基礎，到中一才讓他們學英語。著實增強中學的英語教學，但一般科目改用粵語教授。這樣中文的基礎好，孩子們運用語言的自信心，和「社會認同感」都較強，學習另一種語言自然較快、較有效，對他們的德、智、體、群、美的發展，亦不會有妨礙。
拋磚引玉，這個香港教育的重要問題，希望教會內外的朋友們，多多發表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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