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學年刊 第四期 一九八零年 5-29頁
＊＊＊＊＊＊＊＊＊＊
文中第一部份簡述丁氏訪美加之言論；第二部份按今日中國共產主義的思想架構對丁氏言論作一分析；第三部份所提出的各項問題，值得關心中國教會的人士深思探索；文後且有一附錄，使讀者對丁氏本人及其思想更能深入瞭解。
＊＊＊＊＊＊＊＊＊＊
一九七九年九月初，共產中國改變了三十年來的決策，遣派一個由基督教、佛教、回教領袖組成的代表團出席在美國新澤西州普林士頓舉行的第三屆世界宗教與和平大會。這十人代表團美國之行，不但明顯地表示近日中國對宗教逐漸改變的態度，代表團中四位基督教代表，更給我們海外的基督信徒一個與他們直接切磋的機會。
這個代表團出席世界宗教會議，顯然是中國決意把一九七八年人民大會議章中第四十六條文「人民宗教自由」的決策付諸實行的表現之一，這並不是一個突如其來的改變。遠在去年一月，停頓多年的北京宗教事務總署連同它在上海及廣州的分支同時重新開放。二月的時候，中央政府在雲南省首都昆明開設宗教研究所，訂八年計劃。跟著，基督教傳教士王明道獲得釋放。七月的時候，四十七歲的傅鐵山神父被選為北京天主教主教，到去年年底，各地大小教堂漸漸開放，由政府協助逐一收回房屋地產，以助未來各宗教團體自給自足。中央政府甚至資助南京宗教研究所重新編訂聖經，於今年內繼續出版，供國內基督徒使用。最近，被囚禁二十二年的廣州天主教主教鄧以明，獲得釋放。這一切的表現，跟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進行得如火如茶的時候，各宗教信徒所受身心的迫害，自然都是令人難以置信的對比。
共產主義否定所有宗教信仰，是無可否認的事實。但是在中國九億多人口中，共產黨員只佔百分之三也是事實。在中國全力推行現代化的今天，中央政府知道，要全國安定進步，非得到其他百分之九十七的國民悉心合作不可。於是這廣大人口中的一億佛教徒、一千萬回教徒、三百萬天主教徒和七十萬基督教徒，他們的宗教信仰，便因此而受到容忍和某種程度的尊重。
經過過去三十年的慘痛經驗，中國政府突如其來的轉變，自然使人滿腹疑團，至少也採取觀望態度，正如代表團中的基督教南京主教丁光訓說的：「在美加各地，不少同胞都問我：『你是政府派來的特務嗎？政府如今鼓勵基督教的三自運動和天主教的愛國教會，真正的目的是在消滅宗教嗎？』我就回答說：『文化大革命之後，一切與宗教有關的事物摧毀無遺。如要宗教消聲匿跡，政府只要袖手旁觀即可。如果要消滅宗教，卻又出面支持宗教研究，豈不是多此一舉？』」所以目前最切要的問題，倒不是中央政府有多少誠意，目的何在，而是在政府容忍的範圍內，如何能將耶穌基督仁愛的訊息，在中國身體力行，正如丁主教去年十一月在加拿大多倫多說的：「今日中國的信徒和世界其他許多地方的基督徒一樣，正要踏入人類歷史的一個新紀元，擺脫欺壓的制度。在一個半殖民、半封建的土地上，協力建立社會主義。在這個歷史過程中，中國基督徒怎樣負起這個使命，結果可能與中世紀時歐洲大陸從封建制度進入資本主義的紀元的時候一樣，影響力會深遠無比。這個在我們國土上進行中的試驗，無論成果如何，凡是關心基督信仰在未來世界中的命運的人，都不可以忽視。」
基督信仰如何能在局限的條件下與共產主義共存？身為基督徒，在共產制度下是否也能做一個好國民？這是丁光訓主教及無數其他身處共產中國的基督徒正在追尋解答的問題。丁主教在這方面的努力並不始自今天，他原籍上海，早年畢於上海聖約翰大學及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遠在四十年代，他和他的妻子已經是海外基督徒的青年領袖。五十年代初期，他倆返回中國的時候，縈繞心中的就是同一的問題：共產主義認定所有宗教信仰與它的唯物論背道而馳，那麼基督信仰在中國有任何立足的機會嗎？「可是我和我的妻子都覺得跟我們的同胞一起同甘共苦，比什麼都重要。」於是，在一九五一年底，丁主教和他的妻子返回中國服務。
基督信仰在中國的前途，跟佛教、回教比起來，似乎更加荊棘滿佈，有數不盡的社會及歷史的遠固和近果，其中最大的結癥，當然是因為基督信仰在中國的發展，和過去百多年來中國的同胞在國土上受盡歐西強國欺凌壓榨的事實分不開。當年外國傳教士滿腔熱忱，遠渡重洋，來到中國的大城小鎮，為中國的老百姓帶來救恩的佳音。但同時在國際舞台上發生的，是一一使中國人抬不起頭來的屈辱。而且在廣大的土地上，簡樸單純的老百姓見到的是靠歐美匯來的金錢興建的教堂、學校、慈善機構，以及用西方傳統思想和教育訓練出來的中國知識份子凌駕在吃不飽、穿不暖的老百姓之上。於是原來基督仁愛的訊息、天父的形象，變得模糊不清。中國過去三十年革命的努力，儘管犯了多少無可補救的錯誤，經歷了多少使國土滿目瘡痍的挫折，但無可否認的事實是中國的同胞得回了自尊，抬起了頭。
今日中國的基督徒也成了努力建國的同胞中的一份子。在這個自醒自覺的年代 ，基督的信息大概比在任何其他時代更有意義。但最要記得的是，基督信仰在中國發展，絕對不能重蹈覆轍，因此，丁光訓主教去年十一月在加拿大發表談話時說：「要基督的真正訊息在中國發揚光大，我們一定要為基督信仰努力探討一個純中國化的表達方式，這個形象一定要要同時是基督化，又是中國化，絕不能是西方思想傳統的附屬品。」在此時此地的中國，要探索一個純中國化的基督信仰，仍是一條崎嶇漫長、艱鉅無比的路途。要在無神論者統治下的中國發揚基督信仰，也許並不如我們沒有身歷其境的人想像中那樣毫無協調的可能。在加拿大的時侯，丁主教曾經準備了一篇談話，叫做 「一個中國基督徒對無神論者的欽佩」，內容反映他三十年來對此問題的探討。遠在一九五七年的時侯，他當時是南京宗教研究所的主任，曾經對學生發表過一篇關於宗教信仰的演講，指出了不少人否定神的存在，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教會並未能真正傳達了真神的形象。他說：「主耶穌說：『讓你們的光芒照耀大地，好使所有的人看見你們所作所為的美善，回頭去讚揚你們在天上的父親。』但是，我們並沒有這樣做。人們看見我們基督徒的生活、思想和工作，卻無法看出得我們主耶穌的天父如何慈愛、公義、光明正大。他們通過教會所見到的神，是他們良心上的正義感和道德觀所無法接受的，………。 所以，今日面對共產中國的基督徒，在批判指責之餘，還需要俯首誠心地懺悔。」
丁主教在美國紐約與神學家聚會時，曾把無神論者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道德敗壞的人，他們為人自私、刻薄、不負責任、毫無紀律，致使他們不能相信有神存在，因為如果真的有神的話，這個神一定不能容忍他們這樣生活。」第二類的人雖然對神的觀念抱著嚴肅的態度，卻不能不否定神的存在。丁主教解釋說：「我們基督徒堅持神是父親，而且無所不能。你可有想過在這一個充滿苦難、分裂、缺陷的世界裡，要信一個這樣的神真是談何容易？較易接受的是一個慈愛但是有心無力的神；或是一個無所不能卻並不慈悲為懷的神；又或者是一個既無德又無能的神。神或許不能也不願意克服邪惡；或者祂可以克服邪惡卻不願意去做；或者祂想做卻又做不來；又或者祂既能夠也願意征服邪惡。當然只有最後者才當得起是神，可是，實際上又好像並不如此。從世界四方八面種種不幸、醜惡、不公不義的事看起來，要相信神是無所不能的天父，我們要感謝祂而不能咀咒祂，實在太難了。猶太長老李察魯實斯坦談及『神的死亡』的理論時說：『我說我們正生活在神死亡了的時代，意思是指神人天地之間的連繫中斷了，我們孤零零地站在冷酷無情、無聲無臭的宇宙中，除卻自己以外，再沒有任何饒有目的的主宰來相助。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六百萬猶太人被宰殺，一個猶太人對神還有什麼話說？』所以有些無神論的人雖然很想對神抱有嚴肅的態度，但實實在在不能沒有疑問，這些人值得我們同情和諒解。」
第三類無神論者是熱愛人類的革命志士。他們不信神，是因為他們所見到被宣揚的神，只是特權階級的護盾，不容許任何為老百姓著想的價值或制度上的改革，維護著不公不正的社會秩序。對這樣的神，被剝奪和壓迫的人就只能否定祂。這種無神論並不是毫無可取的地方，因為它的出發無是對人群真正的關懷，它鼓勵無私的男女掌握自己的命運，再不俯首緘然認命。丁光訓主教認為我們那個滯停了數十年的社會，正需要這一種抗議，因為在這些無神論者對神的否定中，找尋的是人靈的尊嚴和解放，他們為了要為廣大的人民爭取身心的自由，拒絕接受那虛假的神的形象。
「在這種無神論據內，有無可比擬的高貴情操。」丁主教繼續說：「例如馬克斯主義裡說的：『人世在生，就是要參與創造的偉大工程；人與人之間的分歧，與人的本性相違，是社會制度自我矛盾的結果，人生的自由，與生俱來，要參與創發性的勞動……』這些馬克斯信條本來就有很濃厚的神學觀。」
杜斯妥也夫斯基說：「神真的不存在的話，人就什麼都會做出來了。」丁主教不同意這位俄國大文豪的話，卻認為無神論並非等於沒有道德觀。他說：「我認為許多革命之士，他們否定神的存在，但有許多事他們不曾准許自己去做。他們自律很嚴，極力避免做任何事以損害革命最終的目的－－老百姓的自由和解放。」今日中國國土上滿佈的就是這樣的無神論者。「他們熱愛群眾，願意為老百姓作任何犧牲，他們並不為自己斤斤計較，去找尋安逸的生活。他們在老百姓中，把他們所信的身體力行。革命最重要的標誌是愛，不是恨。真正的革命志士的出發點，必須是對人的熱愛。毛主席說：『所有參加革命的人士都必需彼此關懷互助。』在革命過程中，暴力和恨怒到處皆是，但一個革命人士之所以恨，原因是他要愛。他對老百姓的關懷，使他跟有違人道的制度勢不兩立。他對正義的熱忱使他對不公正的事，不勝其煩……革命之士也是人，他們也能犯錯。但是，由於他們知道個人的錯誤會如何損害到革命的目的，所以他們不停地嚴格反省、自我檢討和批評，努力克服自私和短見……我們身在中國的基督徒，早就不再自鳴清高，處處找尋這些革命之士的缺點。相反的，他們的捨己為人使我們愧悔莫名。他們非宗教的精神修養，是我們身為基督徒的人所不能忽視的……中國的老百姓，就是在這許多捨己忘我的革命之士引領下，得到解放，文化物質生活慢慢得到改善。今天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在我們佔全世界土地七分之一的國土上得到溫飽，三十年來物價平穩，我們的食用很簡陋，但再沒有人挨餓，吃樹皮的日子已成為過去。我們四分之一的國民在學校裏受教育，我們有的是一個比以前公義的社會，使基督信仰中的神－－一個既慈愛又無所不能的神－－漸漸有被接受的可能。捨己為人的精神本來就是基督訊息的原則。「這些革命之士和神這樣接近而又非否定祂不可，歸根到底，大半還是我們身為基督信徒的錯啊！」
基督信徒能和這樣的無神論者並肩而行嗎？丁主教對這一點毫無疑問。在基督信仰漫長的歷史裏，和其他哲學理論共存，並不是第一次。他說：「基督徒認定耶穌基督是罪人的救主，這點固然重要，但是在聖約翰的福音裏，在聖保羅給以弗所和歌羅西基督徒的書信裏，我們所見到的基督也是宇宙之主，整個受造的世界的榮耀與滿全，上主創造萬物的最終涵義。這個基督是上主教導萬邦的聖言，照引全民的亮光。到歷史終結的時候，祂就會從整個人類－－包括信者和不信者－－的手中，接納他們的工程，不是要把它丟棄，而是要使它昇華，使它十全十美，好獻給神－－我們眾人的父親。」
「基督的福音並不硬定要把所有的真理包羅，真理顯示的方法不一。不直接從基督信仰而來的真理，我們並沒有害怕的必要，因為真理就是真理……我們對任何的啟示都應該欽羨不已，歡天喜地的去探討：因為它們一樣能夠引帶我們向著最終一統的真理－－基督－－走去。」
「我深信革命之士亦能在基督的訊息中找到有意義的地方。基督的福音不曾削減他們的革命精神，但會使它更純潔、更高貴、更能為上主所悅納……我們充滿陳腔舊調、繁文褥節而呆滯不前的教會，也可借助這個革命的過程，大大地革新。我想望著有一天，這兩者會合而為一，這時，我們見到的，就會是一個嶄新的世界，嶄新的基督信仰了！」
在這個漫長的路途上，我們身為基督徒的能做什麼呢？丁主教說：「讓我們求上主賜給我們一個謙下的心吧！一九五七年的時侯，他曾對他的學生說：『同學們啊，要在社會主義統治下建立基督教會，在教會一千九百多年的歷史裏還未實現過。在三自運動裡，我們肩負的是一個非常重大的責任，為什麼上主把這個職責給了我們，卻不給別人？是因為我們優人一等嗎？不！主有他的理由，我們還捉摸不到，但至少我們知道，因為我們在中國的教會，既低且微，無權無勢，我們就可以表現主的教會如何在微不足道中發揮她的力量，顯揚主工程的偉大，把光榮歸於上主，因為只有這樣，才顯得真正的力量並不來自我們，而是來自上主。」
究竟丁主教三十年探討的結果，與目前共產中國的哲學思想有何異同？讓我們運用我們所認識的共產中國哲學思想的分析方法，去設法透視丁主教言論所特別強調的地方。我們將依照下列的次序逐步分析：（一)世界觀；(二)認識論；(三)倫理觀；(四)歷史政冶觀。
在中國哲學史上，「理」與「氣」及兩者之間的關係，一直是表達不同世界觀的主要詞彙。今日中國哲學思想所強調的世界觀，可以用下列兩句話概括：「理在氣中」、「無理則無氣」。究竟這兩句話有什麼意思？原來，按照他們的解釋，「氣」就是「器」，即「物質世界」；而「理」就是一切物質世界變動的原則。所謂「理在氣中」，就是說，一切物質世界變動的原則都是從物質世界本身產生。而「無氣則無理」這句話，則清楚地表達出物質是一切運動原則的基礎及根源。無疑，這種世界觀就是唯物主義內涵的演繹。
站在基督徒立場，丁主教的世界觀已把「理」改作我們信仰中的「神」。一方面他強調及同意「理在氣中」的說法，但他的意思卻是：神不斷在這個現實物質的世界中，指導物質世界的進化；但另一方面，他所接受的「無氣則無理」的意義卻落在不同的層次上。唯物論者的解釋是在「存在意義」上，意指物質是世界的根源；而丁氏的解釋卻在「認識意義」上，意思是：只有透過服務世界、熱愛人類，我們才能真正接觸及認識神。
因此，一九七九年九月九日在紐約市河濱教堂的主日講道詞中，丁主教說：「今日越來越多基督徒瞭解到，與超越神的接觸，主要不在『某處』，而在於人類的位際關係中。即使人際關係看似十分俗化，每當我們自己投入這種關係的深處，我們實是開放自己，通往神聖的領域，與神接觸。神既是愛，就只有在這愛中，我們才能與這位宇宙的至高者接觸，把我們自己調協在神的本性內。
所以，丁主教雖然同意唯物論者所強調的「理在氣中」的說法，也在認識的層次上接受「無氣則無理」的意義；但在存在的層次上，始終堅持有神論者的內容，肯定神才是宇宙之主、萬物之源。這樣的採納，不但有利於一位基督徒在共產國家內生活，也能糾正一些基督徒的錯誤觀點，不再以為神只住在教堂或天上領域，也不再把基督信仰與實際生活割開。
隨著以「氣」為主的世界觀，今日中國哲學思想特別強調「實事求是」的認識論，要求每個人抱著科學精神，腳踏實地，從實事實物的接觸及驗証中，去認識事物。同時，今日中國哲學所特別反對的，就是「主觀唯心論」及「客觀唯心論」。根據他們的解釋，「主觀唯心論」使人脫離現實世界，共會從幻想或推測中去認識事物，猶如天生瞎子之揣測顏色一般；而客觀唯心論」則是在獲得了一些有限的真知真識後，再憑幻想力或推測力去擴大這些有限的知識，以致推想出其他不可能証實、甚至不可能存在的事情。
作為共產中國的一份子，丁主教在他的言論中也強調「實事求是」的認識論；但丁氏再把這種認識論劃分為兩類：一類是對「自然科學」的客觀認識論，另一類則是對「人文社會」的客觀認識論。前者可以透過科學方法或知識去獲得，因為自然科學是人類研究的對象，有普遍規律可尋；但後者則只能透過「位際關係」(INTERPERSONALRELATIONSHIP)才能領悟。因為知、情、意在每個人生命中的活動複雜無比，要透過「心心相印」的體驗才能成全。所以，丁主教雖然接受「實事求是」的認識論，但站在基督徒的立場，他所特別關心的問題，不是「自然科學」，而是神、人、與社會。
早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二日，丁主教在南京神學院對他的學生，發表了一篇提名為「基督徒的有神主義」的演講，其中的說話足以反映出他的認識論：「如果有人發現，在歷史的某些時期，有某些宗教信仰人士，曾運用宗教作為鴉片，因而結論出神並不存在，我們便該對他說『你的邏輯推斷不正確，你不可從那個大前提，獲得這個結論。……每個人應切實研究宗教，不該從一些已含結論的定義去探討；不然，我們便陷入教條主義的錯謬裡。』」
在紐約河濱教堂的講道詞中，丁主教直截了當地提出他「以心體心」的認識論，他說：「愛護同胞，並非只是向他們微笑或德待他們，而是要我們設身處地，以心體心，去體貼他們的感受，明瞭他們的正義精神，與他們並肩作戰……。」無疑，丁主教對位際體悟的強調，與他本人的神學背景及信仰使命有著密切的關係。但這種強調卻是一般唯物論者尚未深入探討的領域。
在以「氣」為主的世界觀的脈絡下，今日中國的哲學思想特別強調「順欲」的社會倫理觀。按照他們的解釋，「欲」就是指人的基本生理要求；而「順欲」就是滿足人的基本生理需求。不過，這些基本生理要求的滿足，並非是個體性的，而應是社會性的，就是要滿足社會整體的基本生理要求，使所有人民豐衣足食，物質生活獲得正常發展。故此，能夠「順欲」，滿足大多數人民的生理要求的，就是合乎倫理，也就是「善」；否則，就是違反倫理，就是「惡」。所以，世界上沒有先天的及不變的倫理觀，有的只是後天的及順應社會生活要求的倫理觀。這也是「理在氣中」及「無氣則無理」的世界觀的一項演繹。
站在中國基督徒的立場，丁主教也強調「順欲」的社會倫理觀，但是他把「欲」的內涵擴闊，不但指人的基本生理要求，也指人精神上的要求。在他看來，「順欲」就是使人得到整體及全面的發展，包括物質及精神兩方面。而傳播福音就是接受這方面的挑戰，要先從社會上大多數人的物質生活方面著手。因此，他在同一次紐約河濱教堂的講道詞中說：「今日我們大多數中國基督徒所認為嶄新的觀點，就是醒覺到：人不單是罪人，也是被欺壓的人；不單違反神的律法，也被別人侵犯權利。我們亦瞭解到：傳播福音的任務，不單使人深悟自己的罪過，也與我們社會中被欺壓的人站在一起，體察他們的感受，跟他們一起生活。單是便人深悟自己的罪過，尚未算是徹底的傳播福音。……曾有人很巧妙地指出，傳播福音就如同一個乞丐告訴另一個乞丐，何處可以找到食物。這觀念不錯，但仍末透徹地說明傳播福音的含義。乞丐還需要明白，他們自己的饑餓疾病、無家可歸、嬰兒死亡，及失業行乞等，並非神的旨意，而是少數人貪佔權利的結果，也是他們被動忍受的結果。我們應該幫助乞丐看出，神的旨意並非要社會一小群頂尖人物控制一切，享受豐美的生活，把剩餘的去救濟乞丐，而乞丐卻要被欺負，接受行乞的命運。只有當所有被欺壓的人士，都變成我們關懷的對象時，神才會把聖言放在我們口中，去見証基督為罪人的救主。這樣，我們才夠資格說話，群眾也樂於聽從我們。」
這樣，丁主教的社會倫理觀與一般共產中國哲學思想的社會倫理觀，兩者在關懷的出發點上雖然相同，但在最終目標上，卻大有分別，因為丁主教始終承認，人的精神生活仍佔著最高的地位。
今日中國哲學思想，除了主張「順欲」的社會倫理觀外，還強調「順勢」的「歷史政治觀」。這個「勢」就是指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他們認為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依次是：奴隸制度、封建制度、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
丁主教也強調「順勢」的歷史政治觀。所以，他以中國基督徒的身份，放棄外國的工作和生活，毅然回到祖國，接受共產政權，希望付出力量，與同胞一起建設國家，要親自體驗和表達出，一位基督徒如何也能在共產政權下做個好國民。此外，他更以基督徒領袖身份，領導中國教會變成一個自治、自養、自傳的本地化教會，洗脫「洋教」的污名。
一九七八年在接受一位美國退伍軍人侯活、海曼(Howard. S. Hyman)的訪問時，他說：「基督徒可分兩類：其中一類認為自己應該只是信奉基督宗教，而基督信仰與服務人民沒有任何關係。這並非說，他們反對服務中國人民，只是說，基督信仰與他們的實際生活無關係。另一類中國基督徒則認為，他們在社會所作所為應反映基督的訓導，服務人民就是實踐對神的信仰。你們在美國基督教會中也有這兩類人。我較同意第二種的看法。話雖如此，我並非想把馬克斯主義宗教化，也不是想把宗教馬克斯化。總之，我不以為兩者可以融合一起。」
在同一訪問中，丁主教又說：「三自運動(於一九五一年在政府宗教事務局領導下成立)是中國基督徒所推動的一種運動，目的要使我們的宗教獲得真正的獨立。換言之，我們要使中國的基督教會成為本國化，如同英國教會是英國化一樣。我們不應該是美國、英國、和加拿大宣教會的屬會，故中國教會該自治、自養、自傳。」
這樣，丁主教透過推行三自運動，表達自己對政治及信仰的認同。無疑，丁主教本人因為受過比較開明的神學教育，具有深闊的學養，且又隸屬於不太強調傳統體制的教會，故能把自己的信仰與國家的歷史政冶觀調協，但對於其他大多數中國基督徒，如果他們從未接受過同樣的神學教育，且又隸屬於不同傳統體制的教會的話，他們要如何面對教會與國家的不同要求？這仍是一個需要繼續探索的大問題。
的確，丁主教的處境及抱負，使我們聯想到下列一連串問題：
多年來，我們在中國的兄弟姊妹潛心努力，追尋如何能夠在社會主義下把基督的訓誨身體力行。他們不斷聚集祈禱，甚至把聖經逐章逐句憑記憶抄寫下來，互相傳閱。到今天，他們能在國內宣揚主的福音，使身在海外的我們，興奮萬分，感謝上主的眷顧。正如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今年三月一日發表「告全國主內兄弟姊妹書」中說的：「親愛的主內弟兄姊妹們：我們在基督裡向你們問安，我們今天又能這樣公開稱呼你們，不能不感謝神和歸榮耀於神，我們雖經過了大風大浪，主用祂的杖和祂的竿，帶領我們經過死蔭的幽谷也沒有遭害，使我們深深地領會到，主的應許是永不落空的，同時，使我們想到主對約書亞說的話，『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書－5)，應驗了在我們當中。」
但是，在我們深受鼓舞之餘，在未來艱鉅漫長的路途中，等待著解答的還有無數的問題。首先，共產主義與教會的教誨的最終理想，雖然都是要建立起一個正義和平的世界，可是，在達到這個理想的過程中，共產主義堅持群眾的利益要走在個人自由選擇之前，並且為得到完善的結果可以不計代價。這一點與教會的精神有沒有衝突呢？個人良心的選擇，在對國家和對上主之間產生矛盾的時候又怎樣？人性的本質是精神抑或物質？兩者的關係如何？是物質決定精神抑或精神決定物質？人的本質決定現象抑或現象決定人的本質？過去教會在中國的工作和列強欺壓中國的歷史確實糾纏不清，但即使我們今天不會重蹈覆轍，我們仍要解答出，怎樣才使同胞不再把它當做一個西方的宗教？又怎樣才可以使一個現在的中國人覺得教會的訓導，包括對神、對罪等的觀念有切身的意義？從教會在中國過去三十年看似寂寂無聞的經歷中，我們對基督信仰和共產主義得到了什麼啟示？三十年來教會憑著遍佈中國境內的基督徒基層團體，不斷萌芽長大，海外的教會對他們有什麼借鏡的地方？一個基督徒的使命，與他的實際生活環境不能分開，故此，生活在完全不同環境下的我們，怎能洞察國內同胞在社會主義下的生活體驗？在有限的認識下，對國內教會的成長我們能作出什麼貢獻？當然，身為天主教徒的我們，在反映中國基督教內兄弟姊妹的經驗之餘，還得面對一個更複雜的問題，就是如何可以同時尊重教會近二千年的傳統？……這些都是要尋找答案的問題。我們認為，在我們追尋真理的路上，必須努力保持中肯的態度。正如Concilium雜誌去年六月份的前序所說的，我們要避免過激的觀點，既不可過份天真樂觀，認為上主完美的天國就會在未來的中國出現；也不可輕率盲從，一口咬定過去三十年中國的革命一無是處。畢竟，信仰提示我們，上主是歷史的主宰，祂的慈愛常伴隨著我們。我們深信，在祂認為適當的時間和環境下，祂必會把祂鍾愛的中國子民引領回祂的懷抱去。
－－訪問丁光訓主教－－
侯活．海曼著 湯漢、陳尹瑩合譯
（本文原載於一九七九年夏天「新中國」雜誌。該雜誌為中美友誼社出版。作者海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加入美軍在中國服役。在一九七八年，他以退伍軍人代表旅行團領袖的身份，返入中國。)
對於西方人來說，丁光訓主教大概是今天中國最著名的基督教領袖之一，他曾是一九七八年三月在北京所舉行的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代表，也被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會員。此外，他是南京神學院的院長(亦是南京大學新成立的宗教研究所的主任)。他的妻子是南京大學的英語教授。
我有一位擔當過基督教男青年會學生秘書的朋友，他於一九四六年在上海已經認識丁主教。當我赴中國時，地拍我介紹給丁主教。現在丁主教夫婦很高興地准許我帶同其他旅行團團友，在他們上海的寓所內與他們共同消磨一個黃昏。我們經過一塊園地，進入他們那古老英國式的美麗房子，通過一條小走廊，那樸素而鑲了牆板的會客室就在右邊。室內簡單地陳設了一張沙發椅、數張椅子及一張咖啡桌子。我們一共是八位美國人，其中有基督教徒、猶太教徒，也有並無加入任何宗教的人仕。隸屬美國基督教全國協會的巴牧師(REV.ROBERT RUE PARSONAGE)可說是我們中的「專業人仕」，他代表全體向我們的主人家提出一連串問題。下面的訪問以問答方式進行，我把我們的談話重新整理，灌成錄音帶。當我首先問及丁主教能否錄音時，他眨一眨眼回答說：「當然可以！我肯定這不會對我不利。」
問：據我們所知，毛澤東認為：任何宗教、任何不以唯物主義為基礎的運動，如非無用， 就是與社會生產背道而馳。今天有關宗教的法律，究竟是基於對宗教信仰者的純粹容忍抑或尊重呢？
答：當我的內子與我於一九五一年返回中國時，這一些問題曾不斷徘徊在我們的腦海中。一九四不年以前，我倆一直住在中國。之後，我倆同赴外國，至一九五一年後期才返回來。當時我們從日內瓦返回，因為我們都是該處普世學生基督徒聯會的職員。普世基督教協進會的學生基督徒聯會及聖公會的同事和朋友們都反對我們回來。記得一位主教曾對我說，由於我與西方人和海外基督徒工作的聯繫這麼密切，一旦返回共產中國， 必會招致危害。另一位好友寫信請我不要回去，並警告我說，即使我不被斬首，也會被關入集中營多年。但我仍決定了回來，因為和我的同胞同甘共苦更為重要。自返中國後，我一直在教堂工作，我並未被斬首，也未被關入集中營。事實上，據我所知並沒有集中營這回事。我不是說，共產中國對基督信仰或任何宗教有好感。共產黨員本身雖反對宗教，仍准許中國人民依其所需去信仰。但是，我們不能把這種政策解釋為國家對宗教的保護與鼓勵。我們的國家絕不推行宗教，也沒有任何宗教在中國被立為國教。所有宗教一律平等。但我能瞭解為何他們仍堅持宗教自由的政策。其實十分簡單，因為要在我國建設社會主義是一件重大的工作。共產黨希望聯合我們社會中各類人民，參與共同目標；這就是所謂「聯合陣線」。
問：這政策有何重要及如何實施？
答：共產黨員的數目，在中國人口中只是一個十分細小的數字，(在九億多人口中) 約佔三十萬人口強。而大多數老百姓並不是共產黨員，他們都渴望中國能享受更豐美的生活。就在這條「聯合陣線」上，我們大家設法去異求同。當我們在外國時，我們曾擔心，將來在新中國內，共產黨員會竭力教我們認為宇宙間並沒有神的存在，也不應該信神等 等。但我過去廿五年多的經驗卻告訴我，共產黨員是最先尊重人民宗教信念者之一。 我們聯合反抗帝國主義者的侵略，並肩努力建立社會主義。除了這些把我們團結一致的基本政冶觀念之外，我們不但可以相信不同宗教，而且我們的宗教信念真正受到尊重。
問：去年三月曾舉行人民協商大會，請問閣下可否告訴我們一點有關這方面的事情？這個大會曾否涉及宗教在中國的問題？
答：在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中，我們的成員包括佛教徒、回教徒、天主教徒及基督教徒。據我們所知，在中國並沒有猶太教徒；假如有的話，他們的代表也會被包括在內。這會議是一個特別為宗教團體而設的部門。在這部門內，中國的佛教、回教、天主教及基督教，以及西藏和內蒙的喇嘛教領袖均有代表出席，一起研究共同問題，申訴不滿。在過去數十年中，宗教自由在中國若干地方，確實受到四人幫的壓制，比如：在中國西北部回教徒佔大多數的地區，曾有些幹部認為回教應被消滅，要迫使回教徒相反自己的信仰去餵豬。在四人幫統治下，所有政策都應雷厲風行，所有中國人都應立即接受共產主義。所以，任何末充份表現自己為共產黨員或純粹社會主義，四人幫視他們為不良份子或中產階級，需要遭受鬥爭。他們認為在共產主義之內，不能有宗教存在。故此宗教事務局、回教徒及其他人仕便首當其衝。可是，這些事情現在都能在上述會議中提出，且大部份問題正在謀求解決。
問：目前這裡基督徒的宗教生活如何？
答：基督教徒雖只佔全國人口的千份之一，卻始終保持一定的影響力。昔日基督徒因為與西方勢力有聯繫，在中國是特權階級。在美國，一所教堂提示給人的，只不過是一些神聖超凡的觀念。但在中國卻不一樣，我認為教堂使很多中國人記起西方人的侵略及不平等條約。這就是今天的中國基督徒不太理會能否在教堂舉行聚會的部份理由。一九四九年的南京，只有五佰名基督教信徒，卻有三十五所教堂。自從南京成為當日中國首都後，更獲得美國及英國差會的基金支援。解放後，中國基督教徒瞭解沒有理由支持這三十五所教堂，遂於一九五八年把總數削減為四間。外國報章便立即大做新聞，說中國共產黨迫害中國基督徒，報導教堂如何被充公。其實，共產黨並沒有作過任何事情，只是從文革開始，我們連那四間教堂也沒有使用而已。興建教堂完全是西方的神學及禮儀觀念。它們是為了提醒教徒於禮拜天早上十一時去教堂崇拜。但是我們的工廠採取輪班制度，每週工作七天，每天輪流有若干工人休息。基督信仰在中國是新的宗教，特別在解放後，中國基督徒甚願拋棄西方習俗。在中國各處，很少基督徒於主日早上在教堂聚會；這聽起來好像十分不虔誠，卻是事實。可是，南京的基督徒大約每週一次，在任何借到的地方舉行小團體聚會。
問：聞說你會稱中國的基督教已進入「無分宗派的」(Post-Denominational) 階段。請問這名詞有何意義？有組織的教會在新中國要坦當甚麼角色？
答：我確曾說過今日中國基督教已進入「無分宗派的」階段或更好說是「非制度化的」(Deinstitutionalized) 教會。以往，即使我們對美國內戰一無所知，祖國內仍一向存在著北方浸信會及南方浸信會、長老會、路德會、聖公會及七日復臨會，甚至還有四方福音差會。但是從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O年，這些派別已模糊不清。據我所知，很多聖公會(尤其有主教制度的聖公會)及一些路德會，仍然對教會傳承持有強烈意識。但大部份中國基督教徒已不理會這些傳承與宗派。他們可說已踏入 「無分宗派的」階段。解放前，中國老百姓十分貧窮，需倚賴教會及福音組織開辦學校、大學、醫院和孤兒院。現在我們再沒有維持這些健康、教育和慈善機構的需要，因為政府能為更多的老百姓提供同樣的服務，甚至效果更佳。在一九六O年代，基督教男青年會的蹤跡及基督教戒酒會的作用，經已消失淨盡，它們成了多餘及不必有的組織。此外，在唐山地震後，國家開設了很多孤兒院。我們實在不能與國家相比，也沒有這種需要。所以，基督教會在中國要成為「非制度化的」教會，逐步把組織當作負坦般擺脫。中國基督教會也是「非神職化的」(Declericalized) 教會。我們中很少信徒至今仍被僱任為秘書處的牧師。每一位基督徒都是平信徒。連以前曾擔當牧師職責者，也以平信徒身份參與基督徒團契，因為在我們的腦海中，勞動佔有很崇高的地位，故此很多牧師要求負起勞心或勞力的工作，獲取與一般人民相同的薪酬。加入基督徒團契是「非職業化的」信仰。其實，本質依舊，形式不同而已。在今日的中國，為信仰福音的中國人，基督信仰主要變成對現實世界有實際功用和密切關係的信仰，而分享這種世界觀的人，團結一致。
問：中國從未採用或產生任何一種聞名於世的宗教。這是否由於中國人民的宗教性格完全不同所使然？
答：我的朋友們和我都覺得，中國人民並非如同印度和巴基斯坦人民一樣，是宗教狂熱者。我們常常需要輸入宗教。本地唯一的宗教就是道教，而道教其實並不存在。之後便是孔教，很多人曾試圖把它變成宗教，但它主要仍是一種倫理系統，無法變成一種宗教或神學。
問：今天神學院教育情況如何？你以為它應走什麼路線？
答：目前中國不可能再收容過百青年人，把他們安置在象牙寶塔中，過五年生活，把我們從西方神學系統和制度學得的東西灌輸給他們。我們的神學教育應大事修改，對象也不是為培育出一些高級知識份子，好去告訴別人該如何做。這在今日的中國並不適宜。我們至今尚有學生進入神學院，在指定地方研讀兩週或一年。我們仍在嘗試的階段。我們也打發一些宣教師到西南地區的基督徒團體去，他們每次都逗留一段時期。主要問題還是我們尚未釐訂我們的目標及主要工作。某些西防教會團體正在努力嘗試向中國傳播福音。我們也知道，每週有二百六十小時的宗教廣播節目，分別從日本、菲律賓及香港發射到中國。但我懷疑這些廣播能否收到預期的效果。三十年前，基督徒的數目之所以較為龐大，就是因為當時人民缺乏食物及可以從教會取得幫助。他們至今仍被稱為「米飯基督徒」。在農村地區，至今還存留著原始宗教的標記，一些石頭象徵神明，而迷信者竟向著這些東西膜拜。
問：信仰既建基於傳播福音，則在傳播不受到鼓勵時，信仰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答：照我所知，今日很少中國基督徒想到自己蒙召去傳播福音。我們大多數都覺得，我們們的基督信仰是這般西化，簡直超過我們所能接受的程度。在四十年代，我們所有的神學教育都用英語灌輸，全國性的教會領袖會議都用英語舉行，金錢由外國輸入，外國宣教士直接或間接教導我們該如何做。在中國人的腦海中，基督宗教至今仍是「洋教」。所以談得太多傳播福音，為我們起碼就沒有益處，因為這樣做便等於推銷洋貨。
問：請問可否告訴我們有關三自運動？基督教徒如何能保持自己的信仰，又同時能完完全全地成為新中國的一份子？
答：三自運動(於一九五一年在政府宗教事務局領遵下成立)，是中國基督教徒所推動的一種運動，目的是要使我們的宗教獲得真正的獨立。換言之，我們要使中國的基督教會成為本國化，如同英國教會是英國化一樣。我們不應該是美國、英國和加拿大宣教會的屬會，故中國教會該當自治、自養及自傳。
問：既然國家已能解決人民的基本需要，我們明白為何某些基督教組織不再需要存在。在西方，我們希望知道，今天中國的宗教人仕是否也視宗教為「服務人民」的途徑？
答：有兩類中國基督徒。其中一類認為他們應該只管信奉基督宗教，而基督信仰與服務人民沒有任何關係。這並非說，他們反對服務中國人民；只是說，基督信仰與他們的實際生活並無關係而已。另一類中國基督徒別認為，他們在社會所作所為應反映基督的訓導，服務人民就是實踐對神的信仰。你們在美國基督教會也有這兩類人。我較同意第二類的看法。話雖如此，我並非想把馬克斯主義宗教化，也不是想把宗教馬克斯化。總之，我不以為兩者可以融合一起。
網頁製作：聖神修院神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