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學年刊 第七期 一九八三年 37-5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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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刻劃出馬樞機一生中的某些重要階段，更描繪了他的思想和工作，他曾出任大學教授、在戰時和戰後他曾表現為一位出色的教會領袖，亦曾是合一交談的發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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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斯力．馬爾斯(DESIRE MERCIER) 於一八五一年十一月廿一日，誕生於比利時BRABANT省法語區BRAIHEL ALLEUD鎮一個美好的中等家庭內。在他的叔伯中，曾有一位當過LEOPOLD一世皇朝的財政大臣。可是，當他剛剛七歲的時候，他父親的猝然逝世使他的母親和七個小孩處於困難的境況。後來，馬爾斯公開說：「我一直以來的願望和最深抱負，就是鼓勵那些我所能夠影響的人。這種提高別人精神的傾向，我肯定是我母親灌輸在我身上的。從她的表率中，我由不自覺到自覺地明白，愛是在於忘我、把自己奉獻給別人。這就是從母親的內心和平穩的意志力中，我所學習到的生命的偉大課程：人是虛無，成功與挫折無關痛癢，只有天主才最重要。為了自己而去碌碌追求某些事物，是一件很愚昧的行為；智慧的本質是單純倚靠天主。照我追億所及，這就是我所吸收的第一條指導原則。」
在一位傑出的老師PIERAERT神父的指導下，馬爾斯開始發揮他的智慧和才華，並且在完成學業後決定當一名神父。從一八六八年至一八七三年，他按照比利時習俗，在馬林(MALINES) 教區的修院就讀哲學和神學，之後，轉往魯汶大學深造神學。一八八七年七月，取得相等於今日博士學位程度的碩士文憑，隨即受委為馬林教區修院的哲學教授。當時正值教宗良十三世於一八七九年頒佈「永恆之父」(AETERNI PATRIS) 通諭，提倡以返歸聖多瑪斯著作為哲學研究之方向。對於遵循教宗這項指示，馬爾斯神父早已訓練有素，因為他的一位魯汶教授CANON DUPONT 曾悉心指導過他，使他對多瑪斯學說(註一)的綜合方法早已發生興趣；他只需在這個方向上繼續努力，並且追隨新崛起而又最開明的德籍耶穌會士KIBUTGEN的路線即可。原來，當日有兩條返歸多瑪斯學說的路線：一條主要在意大利盛行，它著重拘泥字面地返歸聖多瑪斯的教導及十六、十七世紀有關聖多瑪斯的重要註釋，完全不理會從笛卡兒到康德及黑格爾這批新哲學家所介紹的新思想，也不嘗試把新的科學方法及其精神揉合到哲學思想中；另一條路線就是馬爾斯所定的路線，他深知忠於聖多瑪斯的文字屢屢會不知不覺地妥成不忠於聖多瑪斯的思想的方式，故此他喜歡憶述LACORDAIRE的格言：「聖多瑪斯為我們不應該是一條界限的標誌，卻應當是一股導引的亮光。」馬爾斯從開始便致力將多瑪斯學說配合入當代知識實況中，特別由於他的一位弟弟研讀醫學，故此，馬爾斯完全瞭解到：物理學及自然科學在十九世紀的知識領域所佔的重要地位，要解決哲學的重大問題時，必須借重科學及其仔細觀察與分析方法的成就。
良十三世恐防通諭會如同羅瑪所頒發的很多文件一樣，很快便失去原先的影響力，故此他找尋方法，務使多瑪斯學說的復興得以在世界各地擴展。教宗立即想到魯汶大學，因為它是當日全球唯一全面性的天主教大學，而且教宗曾當過教廷駐比利時大使，對這所大學十分熟悉。因此，教宗要求比利時主教們成立一個新的職位，專責教授多瑪斯派哲學。由於經濟及其他理由，主教們開始時很猶疑，直至教宗再三堅持，他們才著手進行。他們首先物色到一位出色和有才幹的思想家VAN VEDDTNGEN蒙席，可是他推辭了。後來TOURNAI教區主教因為曾任過馬林教區修院院長，很賞識馬爾斯的才華，遂推薦了這位年剛三十歲又寂寂無名的神父給主教們。
馬爾斯不單是一位傑出的哲學家，正如他形容自己是一位「熱衷於學習和瞭解」的人，能分辨當日熱門問題的反應，對一切人文價值採取樂觀開放態度，而且實踐嚴格的神修生活，他也是一位有魄力的人物，認真工作，不理任何阻礙，務求成功。當然，離開他所致力的修士培育工作，是一件很可惜的事，但他立即明白到置於他身上的新任務的重要，並且立刻著手開闢那展在他前面的新途徑。正如他日後所說，從讀書時期開始，他已學會了如何把「服從、工作、決心和膽量」集於一身。
「多瑪斯高級哲學」課程於一八八二年十月開始，馬爾斯為了取得教授這個課程的委任並為了接觸過去數十年來推動多瑪斯學說復興的領導人物，匆匆去了羅瑪一趟，同教宗呈遞他根據VAN WEDDINGEN的意見所擬定的課程大綱。由於他深信在當日科學實證的世界中，哲學思維要以觀察事實作為自己的起點，也應把科學各部門所啟示的事實加以系統化解釋，故此他決定重返魯汶大學，事師當日在自然科學界有領導地位的教授，包括比利時現代動物學先鋒之一的解剖學家VAN BENEDE、生物學家JEAN－BAPTISTE CARNOY、化學家HENRY、及神經病學家VAN GEHUGHTEN。不久之後，他還去到巴黎，在著名的心理學家GHARCOT的診所學習了幾個月；由於柏林是當日歐洲科學研究的主要中心之一，他也在那裏逗留了一個月。
他於一八八二年在魯汶所開設的課程是一項選修課程，故此其成功全憑教授個人的影響力。從一開始，他便吸引了他的聽眾；他的課程本來主要為神學生而設，但不久之後，普通學生比神學生還多來聽他的課，因為馬爾斯揉合了自己穩固的信仰、廣闊的知識、對時事問題的敏覺、以及十分個人的看法；他對於瞭解年青人特別有天賦，主動去跟他們交談，這是當日大學教授所罕有的行動。
取得良十三世的同意後，馬爾斯便運用心理學去開始自己的課程，因為他認為心理學是接觸可觀察的事物的第一步，不但哲學家要根據這些事物加以反省，而且當日很受重視的心理實驗也能提供新的知識。
以後數年，從一八八三至一八八六年，他教過所有哲學科目，諸如邏輯學、倫理學、宇宙學、形而上學。他雖按照聖多瑪斯的教導，但在某些重要的問題上卻能使多瑪斯的思想追上時代，同時他亦開始在雜誌上著述，俾能接觸更多群眾。
他很快就培養出一批出色的學生，使他們每人都能在最重要的科目上擔綱，隨即，他便想到擴展原有計劃。一八八七年，他向良十三世建議成立一間哲學研究所，與大學的哲學及文史系保持一種沒有束縛性的連繫。他的目的是便這間研究所不但成為一間高級教學中心，學生可以在其內接受個別指導做研究，而且亦成為一間研究中心，重新去反省一些問題和多瑪斯派的答案，使研究出來的具體資料可以促進哲學思想及實驗科學的進步。在當日實證主義的氣氛下，馬爾斯也許把哲學提升到太高的位置，但是在那個基督宗教哲學正受到輕視的時代裏，他的努力使他在很多方面被認為是一位有價值的交談者。他多次甘冒羅瑪方面警告之險，仍堅持哲學應獨立於信仰和神學，結果，他獲致很大的成功。
他於一八九二年出版了「心理學」，一八九四年出版了「邏輯學」及「形而上學」，最後一八九九年又出版了「批判學」。這些哲學著作都為他在國外嬴得令譽。同時一八九四年問世的「新士林哲學」期刊，成了魯汶大學表達「開放性的多瑪斯學說」的固定喉舌，不但備受讚賞，而且也為該大學賺得世界性的聲譽。
可是，正當成功看似在握之際，整個事業卻因為同時在比利時相羅瑪興起的強烈反對，而幾乎弄至讓步而了結。原來，羅瑪教育部新部長MAZZEIIA樞機主教控告他過度強調學術研究自由，危害系統神學的訓導，與羅瑪新多瑪斯學說研究所採取的路向背道而馳。經過一段時期，當這位樞機主教差不多可以勸服良十三世接受他的憂慮時，幸好教育部長及時改由SATOLLI 樞機主教擔任，而SATOLLI 樞機主教曾閱讀過馬爾斯的著作，對他十分欣賞。
更壤的情況倒是馬爾斯要同時面對魯汶的重大困難。這些困難不但是在金錢方面，要維持廣大計劃的開支，而且也是在教義的取向上，因為不少曾在羅瑪受訓練的同事控告他背離傳統的多瑪斯主義。最大的痛苦莫過於與大學校長ABBEIOOS蒙席發生衝突。衝突的開始是在兩人強烈性格的對抗及觀點的相異上。在論到天主教徒應如何集中精力去面對當代不信的現象時，馬爾斯認為哲學應著重時代的爭論，而ABBELOOS卻如同魯汶大學的其他教授一樣認為，應該運用宗教歷史、聖經詮釋和教義歷史去對抗科學理性主義對基督信仰的批評。但是，他們兩人在思想上的相異，因著行政上的衝突更形複雜。馬爾斯要使自己的研究所在大學中成為獨立機構，有自己的財政和教職員，而且這間「高級哲學研究所」的主席(這銜頭在一八八九年正式加在馬爾斯身上)可以越過大學校長而直接與主教們及梵蒂岡接觸；而校長卻不能同意這些做法。有一段時期，比利時主教們傾向於同意校長的反對，因為從行政效率的角度看，校長的反對確實頗有道理，而馬爾斯亦正如一切有廣大計劃的人士一樣，不容易與之相處合作；特別是他任職的最初幾年內。幸好，就在一八九八年，羅瑪對他的態度突然好轉。羅媽的支持使馬爾斯站穩，而ABBELOOS的地位很快便無法保持，不久即自行辭職。
放在科學倡明及困難特多的十九世紀末葉期間，馬爾斯從事另一項十分有趣的新工作。為了使哲學研究所有規律性地收錄學生，而不是只有某些不讀神學的學生或只選修一兩科的學生聽課，也為了使比利時神職界的精英接受到比較一般教區修院更好的哲學訓練，馬爾斯獲得教宗的准許在魯汶開辦了一所大學修院，命名「良十三世修院」，俾一些修生在去教區修院攻讀神學前能在此深造兩三年哲學。馬爾斯因為關心未來神父的培育問題，創設了這種當時十分新穎的制度，而這種制度建基於紀律方面的信任和個人神修的更深指導上。由於「良十三世修院」有很多外國學生就讀，故此它的影響超越比利時邊界，喚起世界各地的神職界精英去注意一些問題，即三、四十年後稱為教區神職人員的神修問題。
在大學所度過的廿五載時光，肯定帶給馬爾斯教授永恆的聲譽。從一九O六年起，以後的二十年內，他卻要在一個完全不同的領域中去扮演一個領袖角色。
GOOSSENS樞機主教逝世後，馬爾斯繼任為全比利時最重要的馬林總主教區的首長，他的徽號是「耶穌基督的宗徒」。他深信司鐸的聖德是每一位神父傳教工作的基本因素，所以從開始他便注意神職人員的神修訓練。他向修生及神父的訓話，不少已經出版並翻譯成多國文字，特別對於拉文民族國家內的教區神職人員的神修更新，帶來很大貢獻。這種關注使他末年創辦了「耶穌之友司鐸團」，藉此把自己教區內追求更成全生活的神父團結一起。
此外，馬爾斯亦對早期的禮儀運動很有興趣，(註二)剛剛在馬林教區上任，他便決心提高主教座堂的禮儀的尊貴地位。在一九O九年馬林天主教大會上，他出人意料地邀請了本篤會士LAMBERT BEAUDUIN 出席發表一篇有關「教會的真祈禱」的報告。這種真祈禱其實就是源自MONT－CESAB地方所推行的一種牧民禮儀運動。馬爾斯樞機主教直至晚年還是多次大力支持這位本篤會士及其同工的努力，他甚至不理醫生的勸諭，仍然親身出席參與那些為神職界及教友而安排的禮儀更新大會或研討週。
馬爾斯昔日在魯汶從事哲學研究的特色就是，藉著與現代進步科學的接觸，使教會傳統的思想追上時代；現在，在現代主義的危機時代裏，他又要再次表達這份關心。(註三)的確，在瞭解了BLONDEL LABERTHONNIERE及TYRRELL 等思想家的學說後，他一方面保護多瑪斯主義傳統，免受士林哲學敵人的攻擊，但另一方面，在當日教會興起的一股反現代主義的氣氛下，馬爾斯卻設法使教會當局和那批提倡現代主義的公教學者合作，增進交談，以免彼此不信任的情況會導至有關雙方受到損害。同時，為了使天主教研究機構獲得足夠的資源去面對科學進步的要求，他於一九O七年向教宗庇護十世建議成立國際天主教學者協會，可是經過數月的討論，終因反現代主義者的操縱而遭受挫折。對於那篇在一九O七年為反對現代主義而頒發的「應牧放主羊」通諭，馬爾斯曾在一封很長的牧函中突出了它的積極面，但他亦與教宗一起反對那些絲毫不能接受神學進步的保守人士。他一方面代表魯汶大學部份教授保護一些進步人士，另一方面他亦同時鼓勵耶路撒冷聖經學院的創始者LAGRANGE神父站穩腳步，不要向損毀他的名譽的人讓步。的確，馬爾斯在保護信仰上超不讓步，但他卻清楚地把教會的信仰與思想狹窄的神學家似是而非的立場區分。馬爾斯要堅持的一點就是，要在教會內維持學術思想上的自由。
但這位偉大的學者也關心當日比利時勞苦大眾的不幸處境，以及他們所面對的問題。當日有一斑活躍的教會人士，他們想在馬林組織一個天主教大會，規模像似五十多年前所舉行過的；馬爾斯一當了總主教，便鼓勵和支持他們。這是一項很敏感的行動，因為那些推動人士是一班基督徒民主政制的支持者，而且很多害怕下台而有保守傾向的天主教政客多年反對這類大會。雖然有人反對，但馬爾斯仍然支持社會進步。早年在魯汶教授倫理哲學時，他已認為：只要採取適當步驟，能夠避免社會主義的錯誤，我們不必否定國家有權干預生產方法和公共財富的分配。他還說，國家的責任既是監管社會福利，便應該採取有效措施，防範過度個人主義的危機。由於這種態度，他贊成魯汶大學創辦社會研究學會。他屢屢以主教身份申斥社會黨的階級鬥爭觀念，因為他認為這種理論相反基督信仰精神；但他主要申斥的卻是社會黨的反神職主義，尤其是社會黨對天主教教育的敵視態度。我們在他的戰前作品中，的確找到一些過份簡化的反社會主義論調，但我們可別忘記，他在一九O九年的牧函中寫道：「社會主義在使公共財富更平均分配上是正確的。」在任主教職之初；他支持了比利時基督貿易聯盟的組織者多明我會士RUTTED，雖然受到天主教各方面的嚴厲批評，並沒有退縮。戰後，馬爾斯亦大力支持了公教工青運動的創辦人CARDIJN神父，雖然這個運動亦受到布魯塞爾城一些天主教保守人士的猛烈攻擊，但他的支持並未消減。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馬爾斯生命的分水嶺。在國王、政府及軍隊撤退往法國之後，他成了留在比利時的唯一權威，常不顧慮他自己個人的安全，採取任何他認為適當的步驟。
一九一四年冬季開始時，他看到人民越來越灰心沮喪，有被德國宣傳征服的危險，遂覺得需要發出「愛國與耐力」牧函去警醒群眾。這封牧函散發各地，流通於外國比本國還多，變成了對佔領比利時的德國的一項公開挑戰。
德國總督的最初反應，就是把馬爾斯軟禁在他的主教府內，設法使他收回牧函。但樞機主教決意拒絕，連教廷大使出面勸解亦歸無效，使人認為他已超越自己的主教本份，去參與政治行動，有違聖座中立的立場。
馬爾斯與德國佔領比利時的政府之間的爭鬥展開後，馬爾斯由始至終不甘示弱，有時毫不留情；在一位教會人物身上出現這種態度，在今天很易被視為過火。他展開兩條陣線的爭鬥：一方面，雖然當時比利時是中立國，但因遭受德國佔領而捲入戰爭，工人們亦因而被迫參與強制勞動，馬爾斯遂藉著不斷與德國總主教的通信，竭力為這些工人爭取利益；另一方面，他運用牧函及其他公開行動，不斷讚譽在逆境中的勇敢及民族自尊心，視之為基督徒的可佩德行。馬爾斯的頌揚愛國，在今天的情況中也許有點過度，但我們應把它置於當日的環境中去衡量，他的做法正是要追求一件今天我們要醒覺的事情，就是：為了正義，每一個基督徒有責任去干預這個世界的事件，絕不能在他的弟兄們受苦時，逃避到不捲入事件的默觀中。所以在理論家開始講及政治神學之前半個世紀，馬爾斯早已直覺地感受到，也勇敢地實踐了。
最後，比利時的佔領政府終於尊重樞機主教的堅穩不屈態度，而市政主任BARON VON DER LANCKEN 於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七日寫信給他說：「你是一位受尊敬的比利時牧者，被佔領的比利時的化身。」數月後，大戰停止，他會見國王ALBERT 及勝利軍隊，接受所有協約國的讚美，最後還赴美國作為期兩月的凱旋探訪。本來，樞機主教對於這次越洋旅程頗為猶疑(當日尚沒有越過大西洋的飛機)，但是外交部長PAUL HYMANS卻堅持他前往，目的是要利用他的超卓聲望，請富有的美國幫助比利時經濟復原。
由於勇敢地抗拒了侵略者，馬爾斯在協約國中取得超卓的聲譽。在凡爾賽條約談判期間，他設法運用這種聲望去爭取天主教的利益，可惜徒勞無功。他曾主動接觸CLEMENCEAU，欲使比利時天主教國家可以取得巴勒斯坦的委任統治權，以免聖地落入基督新教的英國及猶太復國主義者手中。他特別在得到聖座的同意前，已設法引起「和平會議」的興趣，去解決那懸而未決的羅瑪問題。(註四)為此，即使梵蒂岡緘默不言，他仍然樂意藉著群眾示威去推動世界輿論，因為自從當了主教後，他便開始日漸深信，大眾傳播在今日世界裏扮演著一個領導角色。
戰爭的結束及議會制度的恢復，使馬爾斯樞機主教面臨新的問題，其中之一就是保持國家統一的問題，因為推行普選更難產生一個有足夠支持力的政府。為了避免當日處於困境中的工人階級的不滿，也為了避免受到俄國革命事件的影響，馬爾斯希望聯軍繼續留駐比利時一段時期，而且戰時政府也繼續掌權，以保障國家的穩定，同時，天主教徒亦支持給工人建造房屋和禁止嗜酒的法律，因為這也是社會主義者所堅持的。他恐怕工人階級因為受貧困刺激，不能心平氣和地參加普選。所以，當比利時ALBERT王立即展開普選，及為此而指責他時，他十分不高興。
普選的結果，卒使天主教在上下兩議院失去大多數議席。當然，我們不能認為馬爾斯是為了有利天主教黨而採取愛國立場，但明顯地他希望天主教也能日後在政冶方面得益。由於天主教黨失去了自一八八四年以來從未間斷的大多數議席，所以必需成立一個聯合政府。馬爾斯一方面很謹慎地維持天主教的黨派的團結，使政府盡可能有大多數的代表性，但另一方面卻又支持國家聯盟。他不曾在函牧中呼籲信眾支持；他盡力除去障礙，甚至為了爭取自由黨派FREEMASONS 的合作而要求禁制一份反馬松黨的雜誌(BULLETIN ANTIMA CONNIQUE) 出版。(註五)當某些激進份子建議把耶穌聖心像加入國旗以示感恩時，一向熱心恭敬耶穌聖心的馬爾斯對他們說：「國旗屬於所有比利時人；除了為表示所有比利時人熱愛祖國外，任何人都不能因其他理由去使用它。」
他在戰時與左派政要的接觸，對二十年代早期的政治情況產生頗大影響。兩黨(即天主教黨及自由黨)或三黨(即天主教黨、自由黨及社會黨)聯盟的組成，使一向左右比利時政壇的教會派別的棘手問題獲得和平解決。但馬爾斯樞機主教仍不斷敦促國王關注，務使戰後的三黨聯盟政府不受社會黨太大的影響。雖然他知道，也防範社會主義者反對神職界的態度，但當情況需要時，他卻表現出自己的現實態度，不理主教團其他成員的默不作聲，贊成基督民主黨人士和社會黨人士在一九二五年組成聯合政府。這點在今日看來相當正常，但發生在半個世紀前便相當新穎，亦需要很大的勇氣和銳覺。
另一方面，比利時國家主義的狹窄觀念，使馬爾斯樞機主教無法明白佛蘭芒人問題(FLEMISH QUESTION) 的產生，以及很多佛蘭芒極端份子所提出的要求的合法性。(註六)他在這方面的消極態度，成了他任職主教期間最受爭論的事項之一，也引起佛蘭芒圈子(包括天主教徒在內)很大的反感。
馬樞機主教的公開活動，無可否認予人一種錯覺，以為他是一位政冶主教，很少關注教會事情，更少照顧自己教區的狀況。其實，正如上述，他曾經鼓勵過早期的禮儀運動，也很注意提高自己的神父的神修質素，因此，他多次親自指導神職人員進行為期數過的避靜。他個人的通信相當清楚顯示出他關心自己的教區，鞠躬盡瘁，至死方休。大戰前，他亦表示很有興趣成立公教青年俱樂部及組織公教青年活動。戰爭結束後，他不但為神職界及教友製訂了教會守規，而且也立定了一些原則，使教會在現代世界，尤其是在女子教育及社會工作上，推展宗徒行動。
樞機主教的個人宗教生活十分虔誠，尤其是因為遭受戰爭之苦而加深他自己對聖母的敬禮。因此，他發動大規模的運動，以爭取羅瑪承認聖母中介地位的道理和立定聖母諸寵中保的瞻禮。他亦支持贖主會士的積極行動，設立特別恭敬耶穌聖心的彌撒，但是，他卻阻止他們復古，走回古老的禮儀傳統去。
的確，馬爾斯樞機主教所作的無數旅行、所接待的大量訪客、以及從世界各地所收到的無數來信，使他十分繁忙，無足夠時間照顧自己廣大教區的日常事務。他的性格趨向大膽創新，只有把日常事務托給可信任的助手料理。他絕對深信，主教既作為宗徒的繼承者，便不應該單單注意自己的教區，也要關注整個教會所面對的一切問題。這點精神屢屢使他接受一些令人驚訝的任務。所以，在逝世前不久，他支持了比利時傳教士雷鳴遠神父，向羅瑪爭取祝聖中國本地主教。也在大戰剛結束後，從事與教會內分離弟兄的接觸，成了他日益加強的一種工作。
他在一九一四年前已關注俄國東正教，因為他對法國耶穌會士MICHEL D' HERBIGNY所介紹俄國神哲學家SOLOVIEV 的書發生興趣，而且D' HERBIGNY是ENGHIEN地方的神學院教授，有機會與他多次接觸。大戰後，D’ HERBIGNY 對合一問題很有興趣，因為俄國人流徙到西歐各國，正為羅瑪天主教開啟了合一的展望。在這位耶穌會士的推動下，樞機主教也是教宗本篤十四世在一九二一年八月為俄國饑民所發出的呼籲信的幕後人之一。以後數月，他設法代表莫斯科大主教干預一位受布爾什維克迫害的犧牲者，也多次幫忙俄國在西方的聖統代表，尤其是幫助沙皇前任駐巴黎大使的兄弟IZVOLSKY，因為該位巴黎大使曾任比利時普魯塞爾俄國教會的主任神父。除了干預教會事情外，馬爾斯還關心到在比利時和法國日益增多的難民，由於他的保護和經濟支援，加上兩位來自NAMUR地方的神父的幫忙，《比利時援助俄國人》基金會得以在魯汶成立。而這兩位神父之中的一位，特別負責協助俄國青年在比利時就讀大學。樞機主教對自己這種工作的愛心和瞭解，可以在他一九二二年五月廿七日致在巴黎的俄國國家委員會的信看出來：「的確，教會之間的復合是天主子民(包括你們和我們)所渴求的。但是，除非絕對尊重別人的良心，我們不會推行。你們中有二十位青年，住在學生宿舍幾達一載，在魯汶天主教大學很用功唸書；你們不妨問問他們：是否他們的宗教自由受到某方面的侵犯？」兩年後，樞機主教向羅瑪大力支持本篤會士LAMBERT BEAUDUIN 院長的工作計劃，要以隱修院方式推進東西教會之間的修好。在得到庇護十一世的覆信和准許本篤會從事這種工作後，LAMBERT 院長亦倚靠馬爾斯樞機主教的權威，於一九二五年在AMAY地方建立了隱修院；這地方今天變成了CHEVETOGNE 隱修院，是天主教合一運動的中心之一。
正當他十分關心羅瑪與東正教之間的修好之際(這點特別從他在布魯塞爾於一九二五年九月廿五日教會合一祈禱週所發表的著名演講可以證明)，他對合一的關注又擴展到基督教的另一方面。他本來對基督教的世界有相富強的偏見，但一九一九年夏天美國之遊為他卻是一項啟示：在天主教護教書籍那帶有恭維的描寫背後，他發現了基督教的本來面目。當他被邀向主教派教會的大會發表演說時，他說：「我問候你們，猶如問候那些為共同理想而服務的兄弟、在自由的愛中的兄弟、尤其是在基督信仰中的兄弟一樣。……這種兄弟之情的產生，就是因為我們有同一個天父。」一位天主教樞機主教在向基督教大會致詞時稱他們為「基督信仰的兄弟」，確是宗教改革以來史無前例的，而且使到一些天主教的保守派人士產生反感，向聖部控訴他。一九二O年四月，馬爾斯接到一封本篤十五世寫給他的信，認為他同意會見「主教派的假主教」是一件「遺憾」的事，(註八)以及在那種情況下運用「基督信仰中的兄弟」為稱呼也是「不能容許的」。在受到這種警告後，膽小的主教必會因此小心地避開這個危險範圍，但這卻不是馬爾斯的做法。當他在十二月會見教宗時，他不但把這件事解釋清楚，而且也呈上一個頗大膽的建議。他使教宗注意到，採取被動的態度去對待大戰結束以來漸漸形成的合一會談的嘗試，是危險的，在美國尤然；但他同意梵蒂岡的看法，現在尚不是羅瑪教會參與其他宗派會議的時候。事實，對於一九一八年春天路德會NATHAN SODERBIOM 所發出的這類邀請，他的回答相當冷漠。按照他的意見，還需在比較不公開的層面多作嘗試。在教宗的要求下，他用以下字句總結出自己的計劃：「在懇請大家為聖座的秘密意向祈禱後，我設法逐步邀請每個重要基督教派、聖公會、尤其是東正教內一位至兩位神學家到馬林教區來。我要招呼他們數日，接觸一位懂得正確教義和懷有愛心的天主教神學家。在這種親切關係中，藉著天主恩寵，他們彼此間的瞭解必會大大加深。」對於這封一九二O年呈給教宗的信，樞機主教從未收到回覆，但是到了翌年，環境終於許可他實現自己的部份計劃，且取得意想不到的成果。
一位法國遣使會士FERNAND PORTAL，因為曾接觸過聖公會其中一位顯赫的人物HALIFAX 勛爵，故此從一八九O年便開始對聖公會與天主教的修好發生興趣。他認為新的可能性在大戰後又重新展開，遂向馬爾斯樞機主教建議，要舉辦一個由數位天主教及聖公會神學家組成的會議，作為建立接觸的方法。他為什麼要向馬爾斯建議？主要是因為樞機主教有雙重的聲望，既是魯汶多瑪斯哲學高級研究所的創辦人，也是德國佔領期間比利時人反抗的精神領袖；從探訪美國所受到的凱旋歡迎，可見他在英格撒遜圈子內有很大聲望。當然，PORTAI 亦從報章上讀過馬爾斯向主教派教會大會所發表過的演說。似乎這是上天的安排，馬爾斯在向教宗本篤十五世呈上建議後數日便接到這份邀請，但他以很含蓄的方式回應了這個請求，因為他不願被人控訴到羅瑪後不久，果然和聖座衝突起來，被人拿作把柄。但是，那年秋天，PORTAL及HALIFAX又重新請求。PORTAL 習慣提起，他和他的老友自二九一四年後未曾見過面，突然在同一日彼此通信，亦同樣建議先去憑弔戰場，然後往距前線不遠的馬林地方去。馬爾斯樞機主教十分熱情接待他們。富HALIFAX 勛爵問他是否同意組織聖公會及天主教代表會議時，馬爾斯開始問他為什麼不向英國天主教當局請求。回答是：「因為他們的思想很敵視這種做法。」HALIFAX 用事實及個人經驗佐證自己的說話。樞機主教承認他說得有理，原則上贊成。數年後他記述他當日的回答如下：「我絕不能讓我們的分離弟兄中的一個會這樣說，他誠意敲一位天主教主教的門，而那位天主教主教卻拒絕給他開門。」
結果，於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六日，馬爾斯、他的副主教VAN ROEY 蒙席及PORTAL 神父代表天主教，而HALIFAX、未來TRURO 的主教FRERE 牧師及威爾斯主任ROBINSOS，他們六位參加者一起在馬林總主教府的大會客室會面。
交談在極度友善氣氛下延續了三日；如套用會議記錄的說話，它是「在一種很深的宗教熱情下」結束。當威爾斯主任很熱誠地稱這是「我生命中最深刻的經驗之一」時，一向與聖公會圈子的交情十分膚淺的馬爾斯樞機主教，現在深為他的英國客人的熱誠所感動。他從開始便與FORTAI 神父很合得來。這是不出奇的，因為熟識他倆的GRATIEUX 神父指出：「在某方面可把樞機主教和PORTAL 神父比較。他們同樣欲把天主教思想革新，追上現代世界；他們有同樣開放誠實的心，同樣熱愛年青人，也同樣有吸引群眾的能力。」由於交談屬於十分私人性質，馬爾斯認為無須先徵得羅瑪方面的准許才歡迎HALIFAX勛爵及他的朋友。但他卻認為，即使無須徵得許可便可行動，最好仍舊知會聖座。無疑，他等待適合機會去知會聖座。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即與聖公會人士聚會後六週，本篤十五世在得病得僅數日便猝然逝世，馬爾斯立即啟程赴羅瑪參加選舉教宗的秘密會議。二月六日，RATTI 樞機主教當選，取名庇護十一世。就在選出那天，當新教宗接見他時，馬爾斯告知他有關去年十二月的交談，在提及他以前和本篤十五世關於這件事的接觸時，他問教宗反不反對他繼續這類「私人性質的會議」。教宗記起他與聖公會學者及俄國東正教人士的會議，遂答覆說，自己深信他們絕對懷有善意，他的態度也是十分積極的：「對於這些會議，我只能看到它們的好處。」
第二次會議在HALIFAX 勛爵請求下於一九二三年四月十三至十五日舉行。雖然彼此間有那麼多信仰道理相同，但勛爵對羅瑪的中央集權、禮儀中能否使用英語、任命主教的方式、坎特培里大主教的特殊地位等教律問題，感到障礙重重。但後來他認為研究天主教對教宗地位的觀點更為重要，故此這便成了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七至八日第三次會議的主題，這次多了四位參加者：一位比較注重羅瑪的聖公會主教CHARLES GORE 和三位歷史家(即聖公會的B. KIDD 和M. HEMMER，以及天主教的BATIFFOL 蒙席)。在深入討論後，找出幾個集中點，大家同意需要更深入研究教宗首席權的道理。
樞機主教是一位哲學家，而不是神學家。他的歷史知識有限，有時追不上討論的內容，但他由始至終都十分留心，富溢同情心。
坎特培里大主教在一九二三年給聖公會主教們的聖誕文告，以及馬爾斯樞機主教在一九二四年元旦日的牧函，兩者首次提及這些會議。由於首次公開引起的反對，下一次會議只能拖延到十八個月後才舉行。在互相通信後，梵蒂岡不理英國天主教圈子的不滿，確定交談可以繼續。馬爾斯本想為自己一月的牧函取得羅瑪方面的明顯批准，以表示聖座方面已邁進新的一步，但教宗不願太多捲入這件事，結果婉拒了。不過，教宗起碼沒有採取任何退縮步驟，反而多次顯示聖座目前積極願意繼續推進與聖公會的接觸。所以國務卿GASPARRI 樞機主教毫不猶疑地告知比利時駐梵蒂岡大使，聖座鼓助「馬爾斯樞機主教曾經參與並將繼續下去」的交談。稍後，教宗親自在樞機主教會議上說：「所有在上主恩寵推動下關心分離弟兄的天主教徒，都令我十分欣悅。他們努力除去成見，清理信仰的障礙，把整個公教道理表達出來，尤其是用生活的榜樣把基督門徒的特點、愛顯露出來。」國務卿告知馬爾斯，教宗說這些話時，已注意到馬林會談。
所以在天主教方面，一切官方的障礙已除去，但在英國方面，坎特培里大主教卻要面對聖公會大多數人士相當強烈的反對，因為HALIFAX 勛爵所代表和支持與羅瑪修好的人士尚是少數派。最後，在馬林與坎特培里的多次通信後，十位參加交談者終於能在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九及廿日再聚會。當VAN ROEY 蒙席發表一篇文章，論及天主教對主教職與聖座的關係的看法時，GORE 與BATIFFOL 對教宗在早期教會的角色發生了一場新的爭辯，馬爾斯隨即宣讀了一篇由LAMBERT 院長所草就的相當動人的報告。在這篇報告裏，這位有魄力的本篤會士把自己的歷史知識和先知性想像結合一起，勾劃出坎特培里大主教與羅瑪聯合時所可能享有的獨立自主範圍。
我們不清楚羅瑪對第四次會談有何反應，因為馬爾斯在會議後便立即再去羅瑪，所以整件事情由口述交代。但庇護十一世顯然從此時起，開始受到英國天主教聖統方面日漸增多的敵對反應的影響，特別注意到交談展開後，個人歸化的數目從此下降。要瞭解庇護十一世態度的轉變，必須考慮到馬林會談之外的其他問題。原來，自一九二五年起，教宗的整個合一政策改變了。與俄國東正教修好的希望曾令人鼓舞一時，如今卻覺得比他登極之初更有問題，此外他又憂慮到教義方面的自由主義，特別因為一九二五年八月舉行的斯德哥爾摩會議使合一運動形成，而聖公會亦正式參加。與此同時，要商談解決羅瑪問題的話，便需對聖部一部份不妥協份子讓步，因為以MERRY DEL VAL 樞機主教為首的人士從開始便聲明堅決反對馬林會談。一九二八年一月教宗頒發的「MORTALIUM ANIMOS」通諭，對非天主教徒關於合一所盡之努力採取了不變通和不理解的態度，就因為受了上述情況的影響。
馬爾斯自始至終都保持信心，他寫給HALIFAX 的一封信表達自己如何在晚年面對兩教合一的問題：「我們不該把敵對的教條擺出來，卻應顧全我們的主觀心理。事實從聖奧斯定至十六世紀，英國教會與羅瑪教會同屬一個身體。即使今天，難道它不是含蓄地與羅瑪聯合一起嗎？如果有障隔的雙方都能深入自我反省，他們不難藉聖神的幫助發現到，保持分裂是一種錯誤的想法。歷史的影響、誤解、不合理的恐懼都可以造成表面上的分歧，不知不覺地遮蓋我們所相信的真理。我深信情況確是如此。」
這些文字寫於一九二五年，不但使羅瑪，而且使各地很多神學家的眼界大開。另一方面，這些說話似乎與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的各項肯定相吻合，除了顯出他的偉大愛心和熱情外，也表達了他的深度智慧和信念。這樣，他成了天主教合一運動的真正前驅之一，而這個銜頭也是他所擁有的眾多崇高銜頭之一。
馬爾斯樞機被癌症侵襲，手術的嘗試沒有成功，結果於一九二六年一月廿三日逝世。死前一日，HALIFAX 勛爵雖已超過八十歲，仍然在仲冬從英國趕到，在樞機主教的小房子參與彌撒。在領聖體後，樞機主教伸開雙手，兩位老友擁抱良久。他們不能一起在同一聖祭中領聖體，但是他們的心靈已經排除障礙。深深結合為一。為了表示這種超越宗派界限的團結，樞機主教把自己的戒指除下，送給HALIFAX。
馬爾斯的殯禮在備受尊崇的氣氛下舉行。教友景仰他為一位偉大的基督徒及主教；知識界視他為一位開明的思想家；而政界人士及非信友則承認他是一位偉大的愛國者。由於社會主義者E. VANDERVELDE 的推動，政府給他國葬，ALBERT 國王及其他政要也來參加葬禮。
無論在哲學或具體行動方面，馬爾斯一生都走在時代前面；他是一位實行家，從不因危險而畏縮。正如所有偉大的實行家一樣，他對自己的權威有很強烈的意識，有時因個人的感情和興趣，他超越了自己權力範圍去對待他的神父們。雖然他是這樣的一位行動家及哲學家，但他更是一位祈禱者及準確的領導人，他的威嚴留給接觸過他的人一份深刻的印象。他比一般人度一個更簡樸嚴肅的生活，知道如何對一般群眾表達自己純厚溫暖的情懷；但他有時也因此過份信任別人。這實是每一個熱愛別人的人所付出的代價。馬爾斯是一位偉人，全球知名，是歐美無數學府及學會的會員。法國部長LEON BERARD 在拜訪了這位老樞機主教後，出來對人說：「我今天真正體會到『威望』這兩個字的意義。」但是，馬爾斯亦同時是一個簡樸的人，他在自己的主教府生活得比很多隱修士和工人階級還簡樸。他接待部長及主教們，也以同樣態度歡迎任何前來求他的平民。正如所有普通人，他有自己的缺點，但由於把自己一年比一年更獻給上主；他放射出聖神的光輝和福音的精神。一位馬林教區的老婦論及他說：「即使在冬天或下雨的日子裏，在他經過後，他遺留下一些光輝。」
(註一)「多瑪斯學說」乃聖多瑪斯．阿圭拉(一二二六至一二七四年)的神哲學，它雖然主張人的理性有能力認識天主，但它把自然與超性、理性與啟示、受造與天主分別。在十九世紀下半葉，產生了一種返回多瑪斯學說的進步學派，不但反對當日激進的哲學家，也反對前數世紀的退化士林哲學。
(註二)「禮儀運動」的目的，是為了恢復和推動教友去明白、積極及深入參與教會的公開崇拜，尤其是彌撒聖祭。
(註四)所謂「羅瑪問題」，就是從一八六O年至一八七O年，意大利國家逐步併吞一切從中古世紀以來屬於宗座的領土。教宗庇護九世、良十三世、庇護十世及本篤十五世自動把自己當作囚犯，關在梵蒂岡十分細小的領土內。至一九二九年，庇護十一世才藉拉脫朗條約與墨索里尼解決這個事件。
(註五)比利時「自由黨」在馬爾斯時期，採取反對教會及甚至無神的立場。社會黨亦有相同的態度。
(註六)「佛蘭芒問題」就是指比利時佛蘭芒語團體與法語團體之間的對抗。其中的理由是因為比利時人起來反抗荷蘭人所控制的政府的壓迫，於一八三O年成立一個新的獨立國家，以致佛蘭芒語的權利處於困境。從此，佛蘭芒方面的領導階層設法使佛蘭芒語成為比利時的國家語言。
(註七)SOLOVIEV (一八九三 一九００年)是一位出名的俄國神哲學家，他在生命晚年變得十分親近天主教。
(註八)我們應該注意一下一九O九至一九二O年時代的天主教看法，估計它至今有何改變。
(註九)《不是併吞，而是與聖公會合一》。
譯者按：
本文譯自CARDINAL MERCIER：A CHURCH MAN AHEAD OF HIS TIME 小冊子，除作者名外，沒有註明出版地點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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