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學年刊 第七期 一九八三年 57-6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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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氏與雷氏雖生活於不同時代和不同環境之中，但兩者都表現了對中國及其人民的愛慕，這種愛貫徹著他倆的整個傳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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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瑪竇與雷鳴遠兩位神父在很多方面是不能比較的。他們生活於不同的時代，屬於不同的修會和國籍，要面對不同的問題等等。然而，我想試圖從他們兩位有關的資料中，提出兩點來比較一下，或許可供我們深入了解這兩位傳教士。
利瑪竇在去世前一年，寫信給在澳門的耶穌會副會長，談到在中國的傳教事業，列出了可以繼續；的七個理由。但從這七個理由的敘述中，不啻是充分地表達了他對中國人與中國文化的尊敬與熱愛。他說：
「第一個理由是：傳教事業的發祥，實屬神奇，一如天主的一切事業，時常有著種種的困難，至今不絕；然而我們的聲價，卻日漸提高，教友的數目和品質，也有增無已。」
「第二；因為在這裏，文章和學問很被看重，說話有理，人們絕不輕視。而且在中國可稱為貴族的，只有文人和學者。因此似乎容易使中國士大夫相信我們的信仰，因為我們 的信仰，理由充足，士大夫既相信我們，其餘的人更容易勸化了。」
「第三，由以上一條我們看出：易於宣傳福音的方法，就是用書籍宣傳聖教，書籍可以在中國各處暢行無阻。」
「第四，中國人的天資聰敏。書籍、言語和服裝以及朝廷的組織，東方人無不景仰。因此，若是我們能給他們教授科學，他們不單可以變成學者，而且因著科學他們也容易進 入我們的聖教。他們後來也不會忘記受教的大恩。如今我們已經順利地開始了。」
「第五，中國人也是傾向修身事天的。(有的人以為中國人不是這樣，但是我在這裏，每天觀察，中國人確是如此。)有史以來，中國人就遵守人性的天理，較我們西方人更 完善。在一干五百年前，中國人並不甚敬鬼，就是那些敬鬼的人，也不像古經羅馬人和希臘人那樣的淫逸無恥。他們是願意修德的人，行為也很好。而且中國古人的經書，是中國最古最有權威的書。書中只講敬天和敬天地之主。我們只要細讀這些書，裏面很少找到相反人性天理的事，反而有許多事合乎天理，比任何講本性學問的哲學家也不稍遜。我們希望中國古來的許多聖賢因著遵守天理，再加上天主仁慈所賜的恩惠，也可以得救靈魂。……」
「第六，在中國教友保守信德，更較方便，因為中國很太平，有時一百多年也沒有變亂。」
「第七，我們至今，謹小慎微，和中國士大夫往來，他們都稱我們為學者為聖人。我希望我們至終常能保全這種聲譽。如今在我們的會士中，既有好幾位品行端方，神學優秀 的人，而且沒有一人不勉力學習較高的中文程度。因為僅知道我們的學術，不通曉他們的學術，毫無用處。」(見羅光著利瑪竇傳，頁二O七 八)
一五八０年，利瑪竇晉鐸後，又到臥亞修院攻讀神學兩年。當時很不滿意傳教區修院，拒絕收納印度修生，只讓他們速成或補習班式，教育印人，使他們晉鐸後，學識不足，而只能成為歐洲傳教士之助手，他曾就這事向其總會報告(見利瑪竇傳，三三頁)。但在中國傳教時，誠如上述的「七個理由」中所述，不僅敬重中國人，同時地敬重中國文化。
于斌樞機曾在兩個演講的場合，推崇利瑪竇為文化傳教的楷模：一是在一九六O年，稱「天主教與中國文化相互之影響，……遠的不談，明末清初像利瑪竇到了中國，研究線裝書九年才開始傳教講道，但天主教對中國文化仍極重視，例如天主教在大陸所辦的其中三大學把中國文化列為重要課程來研究，因此引起了很大的注意」(于斌：天主教的影響，見于斌總主教言論集，自由太平洋文化事業公司，民國五十三年，頁三三一)。另一次是在一九六三年，稱：「意大利教士利瑪竇，他唸了整整九年的中國書，才去講道，所以才開啟了傳教的新機運，為後世樹立了文化傳教的楷模。……第二次中外文化的綜合是開始於明末清初，因為利瑪竇、徐光啟把我們中國的文化和西歐文化交流，使中西攜手相互了解，彼此學習，我們今天所說的新文化運動，實在開始已將四百年，在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的時候已經開始了，不但開始而且已有很好的成就。」(見于斌總主教言論集，頁三八三)
一九七二年，羅光總主教在「利瑪竇傳」再版序中說，「利瑪竇是一位先知，預先知道中國傳教的途徑，也預先知道中國復興的步驟。他所預先知道中國傳教的途徑，在於文化工作；所預先知道中國復興的步驟是科學和倫理。他便在這個路途上，按著步驟去開路，提倡科學，宣講基督福音和儒家傳統的融洽。」(見該書頁三)
從以上的資料中，可以證明利瑪竇熱愛中國文化與中國人。特別把中國文化的優點與不同，介紹到西方。同時，也願把西方的科學與思想，介紹給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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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整個的雷鳴遠傳中，都表露出他如何熱愛中國人、中國文化以及中國的一切。這裏，我想從他的傳記中，抄錄出一些片斷。
「我那時候愛中國的心情，如同今天無別，也沒有再加添。……感謝天主，中國民族真是一個體面的民族，真是一個優秀的民族，全球的任何百姓也不能比他。實在令人起敬 起愛，我看見漁夫們洗網工作，家庭中相親相愛之情，真是文明的表現。」(見趙雅博，雷鳴遠神父傳，越南自由太平洋協會，一九六三，頁五九)
「雷神父一到北堂，立刻就將自己的房間，安排成中國樣式，找來一些線裝書，一些字畫、瓷器與其他代表中國文化的東西，充實自己的臥室，衣著方面改用中國服裝，用飯 時，則使用竹筷而不肯使用刀叉。」(同上，頁六八)
「一條髮辮的事情雖然小，但是其中國化的意義，則是很大的。……他要事事中國化，處處表現愛中國，只要是中國的東西，便是好的，儘管是隨俗卑風，只要不是罪惡，他 便認為可以實行。」(同上，頁九五)
趙雅博神父曾分析雷鳴遠神父這一愛中國的心態說：「人們這樣的喜歡他，當然有他的緣故，這個緣故不用說是由於他愛中國人，真的愛中國人。有人說雷神父是瞎了眼睛，不看中國人的短處，而一味盲目的愛。不是的，他對中國人的短處並不是不知道，但是他的使命是救中國人。對要救的人的缺點，一方面是改正它，另方面是要原諒它。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即便是聖賢，也何嘗不是過惡萬千。他人的缺點過失並不值得我們太過重視，並且雷神父對中國人的愛，並不是自然的愛，而是超自然的愛，透過天主而愛世人，愛的是他的靈魂無價，愛的是他整個的人乃是耶穌救贖的對象，為了救他而愛他，並不需要因他的缺點而不愛他啊！」(同上，頁二O四)
雷震遠神父在序「雷鳴遠神父傳」裏說：「雷鳴遠神父不愧為現代宗徒，人見人敬，人見人愛。其品德可直追聖方濟沙勿略及利瑪竇二位傳教先鋒」(雷鳴遠傅，頁一，越南自由太平洋協會，一九六三)
這是把雷鳴遠與利瑪買來做比較的，重點是放在「品德」上。
輔仁大學校長羅光總主教，一九五九年序其所著「利瑪竇傳」時說：「利瑪竇的偉大，不在於灌輸西學，不在於精通中文，乃在於他能克己，能勇進，能識時，另外是在於他愛主心切，不求榮己，只求榮主。」(利瑪竇傳，頁七，輔仁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二)這段形容，重點也是放置在「品德」上。
事實上，無論利瑪賓與雷鳴遠傳記的作者，前者是從資料，後者是從資料與親澤，所感受到的最大的觸角，是品德，由此品德才能發揮出其他的工作。
徐光啟在跋「二十五言」中，對利瑪竇有以下的形容，可見利瑪竇的「學」與「德」的關係：
蓋其學無所不窺，而其大者，以歸誠真宰，乾乾昭事為宗。朝夕瞬息，亡一念不在此。諸凡情感誘慕，即無論不涉其躬，不挂其口，亦絕不萌諸其心。務期掃除淨潔，以求所 謂體受歸全者。間嘗反覆送難，以至雜語燕譚，百千萬言中，求一語不合忠孝大旨，求一語無益於人心世道者，竟不可得。(利瑪竇傳，頁一四九)
李之藻在序「畸人十篇」裏說：
西泰子浮搓九萬里而來，所歷沉沙狂颶，與夫啖人略入之國，不知幾許，而不菑不害，孜孜求友，酬應頗繁，一介不取，又不致乏絕，殆不肖以為異人也。觀其不婚不宦，寡 言飭行，日惟是潛心修德，以昭事乎上主，以為是獨行人也。復徐叩之，其持議崇正闢邪，居恆不釋卷，經目能逆順誦。精及性命，博及象緯輿地，旁及句股算術。有中國先儒累世發明未晰者，而悉倒囊究數一二，則以為博聞有道術之人。迄今近十年，而所習之益深，所稱忘行忘念之戒，消融都淨；而所修和天和人和己之德，純粹益精。意期善世，而行施畛畦，語無排擊，不知者莫測其倪，而知者相悅以解。閒商以事，往往如其言則當，不如其言則悔，而後識其至人也。(利瑪竇傳，頁一五一 二)
陳垣在「從教外典籍見明末清初之天主教」一文中的「教士之品學」，引用幾段資料，其中有李月華所說的「瑪竇紫髯碧眼，面色如桃花，見人膜拜如禮，人亦愛之，信其為善人也。……瑪竇年已五十餘，如二三十歲人，蓋遠夷之得道者。」又引用明史意大里傳稱「其國人東來者，大都聰明特達之士，意專行教，不求祿利，其所著書，多華人所未道，故一時好異者咸尚之，……公卿以下重其人，咸與晉接。」(見陳垣學術論文集(第一集)頁二一二 二一三。)
從這些資料中，可以了解利瑪竇之品德。
關於雷鳴遠神父的品德，這是目前很多人所公認的，可以從兩方面去說。一是在雷鳴遠傳中，所記錄到他的謙遜與服從，使他成功了。一是接觸他的人的親身體驗。我們不妨讀一下他於一九二三年見傳信部長王老松樞機的經過情形：
你是雷神父，啊，我多麼高興見到您，請坐在我前面哪，……我從我心的深處感謝您所作所為的一切，感謝你所遭受的痛苦，感謝你完善的聖願服從，是它拯救了一切！請你 注意傾聽：在一個這樣重大的命題(本地主教)，如果保衛這一命題的司鐸，他的行為不是絕對的無瑕可指，我們絕對不會支持他！我不能充分向你說明，我們多麼感謝你是一位完善的會士。我沒有辦法表示我多麼感謝你對服從的德行有這樣大的信德，使您毫不遲疑的絕對服從！就人事說，你的服從彷彿破壞了一切。不，天主所祝福的正是這一點，你看依恃天主的上智是沒有錯誤的。」(雷鳴遠傳，頁三六六 七)
曹立珊神父所寫的「春風十年」中「聖若翰的基本精神」大家在討論聖若翰修會主保的座談會上，稱：
雷神父劈頭便問大家：「聖若翰的基本精神是什麼？」，沉默了幾秒鐘，有一位修士發言了：「聖若翰的基本精神是苦修：他不飲酒，時常守齋，住在荒野，吃煌蟲野蜜，穿駱駝毛衣……」……可是，雷神父：出人意外的搖搖頭，表示不同意。接著另一位修士提出新的見解，他說：我想若翰的基本精神是「勇敢」。請看，他諫諍國王黑落德，公然斥責國王強佔自己的弟婦，對驕傲的法利塞，放浪的軍人，貪污的稅吏，也敢直斥他們的不道德行為：耶穌也說若翰不是隨風搖動的「蘆葦」，而是一位「守正不阿」的強人。雷神父聽了，微笑著把手二搖說：「也不是」。第三個修士很明智而謹慎的提出第三個意見：我猜看，是不是愛火？聖若翰充滿厄利亞的精神，彷彿一團火，他聲嘶力竭的到處喊說：「侮改罷，天國近了」。雷神父告訴他，還沒有猜對。……忽然有一位青年修士說：我想聖約翰的基本精神是「謙遜」。他曾說：「基督應發達，我該退消」。又說，「我不是基督，我只是曠野的呼聲。」這聲音只傳揚基督，傳報後自身即消失。雷神父聽了把大姆指一伸說：好，說對了。因為克苦、勇敢、愛火及其他的德行，都植基在「謙遜」上面。……有了謙遜，才不顧自己，只為天主，面對真理才顯得堅強。……(雷鳴遠傳頁八六 七)
于斌樞機在雷鳴遠神父逝世六周年時講了「雷鳴遠神父的三不朽」，其中特別提到了雷鳴遠的「全真常」 全犧牲，真愛人，常喜樂，(曹立珊神父去年出版了「雷鳴遠神父的神修綱領」一書就是討論這個的。)說：
「全犧牲，真愛人，常喜樂，……犧牲不難，難在一個全字；愛人也不難，難在一個真字，喜樂也容易，但常喜樂就不太簡單。犧牲為愛人之表現，愛人為喜樂之基礎，助人為快樂之本。這是有連帶性的一套修養方法。」(于斌總主教言論集，頁三O七)
于樞機在「人生之謎」中，又說：
從前雷鳴遠神父提出一句口號為：「打倒我。」為什麼要談革命，先要打倒自己呢？打倒自己並非「自殺」之謂，因為「自私」原是人類的天性，如果不先剷除此一自私的劣根性，革命的前途勢必障礙重重。(同上，頁一三五)
如果讓我在利瑪竇與雷鳴遠兩位之中，說出最不相同的作為與性格的話，我覺得利碼竇所願著重的階層是「士大夫」，由此而通過文化的傳播來影響中國；雷鳴遠卻是以「普通人」為對象，也可以說是社會性特重，想以此而掀起種種的改革。因此，利瑪竇把著書立說做成第一位；而雷鳴遠則會辦普及性大的益世報，和發起不少的群眾運動為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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