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鲁子

一
哲学理论创新的关键在于哲学思维范式的现代转型，这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哲学理论界达成的共识。这种共识的达成，得益于理论界关于理论思维范式转型的有关讨论和学者相互之间充分的理论交往活动。哲学学者自身哲学思维范式的现代转型之所以非常必要和迫切，是因为，现代哲学思维范式本身是一个“平台”，它是与库恩的“科学共同体”类似的“哲学共同体”通过交往、博弈达成的。如果哲学研究者之间不能够达成这一平台，则，不仅它们互相之间的对话是不可能的，而且，他们自己对于历史上一切哲学的理解、解读，就难免或必然是扭曲的、误读的。如是，则哲学理论创新就是不太可能的。
今天，较之专业性较强的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等，有越来越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学者首先通过不同的途径正在完成着自己现代哲学思维范式的转型，如吉林大学高清海通过“人学”，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李德顺通过“价值论”，南京大学张一兵通过“回到马克思”，南开大学王南湜通过建构“现代唯物主义”等等来完成自己的现代哲学思维范式转型。这些学者之所以能够通过自己的独立研究完成自己思维方式的现代转型，当然是与他们自身不懈的学术努力分不开的，笔者相信，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真正领悟了庄子“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的人生洞见的结果。另一方面，笔者认为这也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哲学”的本性分不开的。
二
在我国当下的哲学语境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无疑处于绝对的支配地位。可是，与人们传统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在王南湜看来，马克思的哲学是超越了西方历史上的以实体性哲学和主体性哲学为中心的“理论哲学”的“现代实践哲学”，马克思的思维范式是一种现代哲学思维范式。但，长期以来由于我们国家的“哲学家”们的思维范式没有转型，故，不是将马克思的哲学误读成“实体性哲学”（与古代希腊的半工商业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就是误读成“主体性哲学”（与近现代西方工业化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前一种误读根深蒂固，它的代表就是传统哲学教科书模式或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模式，后一种误读就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以教科书改革为主流哲学的“主体性哲学”。今天，主体性哲学还在牢牢地统治着我国的哲学舞台，马克思哲学的真精神仍在“遮蔽”之中。因此之故，马克思哲学被好多哲学门外汉所唾弃。——这种唾弃是有道理的，因为，哲学门外汉对于马克思哲学的了解，只能通过哲学专家们的转译，而我们以往的转译就是误译，就是将人领到死胡同里。所谓“师傅不明徒弟拙”。
所以，哲学工作者尽快地转变自己的哲学思维范式，打造与马克思哲学相适应的现代哲学思维范式，已经成了一个相当迫切的需要，这也是近几年来我国哲学界关于思维范式转型讨论之所以成为热点、焦点的根源。
其实，所谓现代哲学思维范式，是一个我们并不陌生的思维范式，早在2000多年前，我们的古人就已经达到了。庄子在《大宗师》中的名言——“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就是对今天哲学界讨论的“实践论思维范式”的经典阐释。可惜，我们习以为常，正应了黑格尔“熟知未必真知”的预言。这一点，王南湜看得非常清楚。他认为马克思哲学思维范式，既与古代希腊的半工商业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实体性哲学思维范式”不同，也与奠基在西方近现代工业生产和市民社会基础上的“主体性哲学思维范式”不同，因为古代希腊的半工商业生产方式下，人们的“做事”、“做人”方式是“半有机性”、“半构造性”的，近现代工业生产和市民社会，其“做事”、“做人”方式，都是“无机的”，即，都是人为“构造的”。相反，马克思哲学却与遥远的古代东方哲学相通，与我国古代奠基在自然经济生产方式之上的哲学相类似。因为，我国古代自然经济生产方式下其“做事”、“做人”方式，都是“有机的”，非人为“构造的”。亦正因此，王南湜认为马克思哲学有三重“当代性”意蕴，除了它的“现代哲学之典范”和“批判性”外，其中第三重当代性意蕴就是，“可能构成中国哲学重建的一个积极的、非常重要的中介”。[1]
哲学思维范式的现代转型，不仅需要我们的哲学教学和研究体制彻底地改革，打破由近代西方经验科学所造成的分类模式，同时，哲学研究者也需要放弃门户之见，真诚地接受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的启示，相互之间达成尊重的态度，在一种“理想的话语情境”中解构自身的狭隘性。笔者认为，在哲学思维范式的转型过程中，“交往”，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思维方式的转型是与社会结构的变迁，特别是与人们的交往方式的变迁联系在一起的。非市场经济条件下基于传统共同体基础上的人们之间‘人的依赖关系'的交往方式向市场经济条件下基于现代市民社会基础上的人们之间‘物的依赖性'的交往方式的历史性变迁，是理解思维方式转型的一个契机。透过交往方式的变迁这一契机，我们看到所谓思维方式的转型实际上就是由传统的非辩证的思维方式向现代的辩证的思维方式的转换，我们千呼万唤、渴望已久的辩证思维方式原来就存在于人们之间交往方式的变迁之中。将思维方式转型的讨论纳入人们之间交往方式的变迁之中来讨论，有望使当前对于思维方式转型的讨论走向具体和深入”。[2]
三
时代迫切地需要哲学理论创新，我们的哲学研究者不仅需要面向西方、世界，借用“它山之石”，但，却不能够眼高手低，妄自菲薄；而且，更有必要回过头来，到我们的祖先那儿寻找丰富的理论资源，但，却不能够唯我独尊，夜郎自大。前一种倾向是西方哲学界最容易产生的，后一种倾向则是中国哲学界的较普遍的问题。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学者所表现出来的理论品格是值得其他哲学专业的学者借鉴的。

交往，只有交往，才是当代中国哲学打破僵局的唯一希望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