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上郎

一 作为认识论的极限论（Limitism）

极限论（Limitism）首先是认识论。

说到认识论，中外哲学不外两种：可知论和不可知论。人类是天然的可知论者。但天然的可知论不是哲学，因为对外物的信念连动物都有。古代哲学有一个共同的思维范式：思维与存在是自然地同一。说白了，就是我所认知的事物（res cogitans）和客观的事物（res extensa）是自然的同一。这种思维范式下的哲学只能是朴素直观的哲学。对于世界的本原，它们或是直观地猜测为水、火，或是原子、神。我曾形象地把古代的哲学家比喻为赌徒。硬币有两面，骰子有六面，其它更多，而他们坚信事物的结局就是他们押注的那个结局，他们从不去怀疑他们的押注（思维与存在是自然地同一的）有多大的正确性。

古代哲学中虽然早就有怀疑论的存在，而且曾一度发展到了皮浪主义的极端形态，但怀疑论并未能形成可以颠覆力量巨大的思维与存在自然地同一的古代哲学范式。这个艰巨的任务是到了近代哲学时期，由休谟和康德两位哲学巨匠才完成的。从此以后，西方哲学范式发生了根本的变革，由古代哲学的思维与存在自然同一的范式转变为近代哲学的否定思维与存在自然同一的范式，即康德所谓“哥白尼式变革”。所谓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从最大程度上说也是因为这种范式的变革。从此以后，不可知论占了上风。主要是完成了对古代哲学范式的颠覆的休谟和康德这两位哲学巨匠同时也把认识论推向了另一个极端----不可知论。

与古代哲学的思维与存在自然同一的哲学范式对立，近代哲学则坚持否定思维与存在自然同一的哲学范式。有人认为哲学只有到近代才真正有了自己的理论形态，只是到了这个时期才有哲学。这种说法固然有些极端，但也充分肯定了近代哲学重要作用和与古代哲学鲜明的区别。近代哲学虽然最终由休谟和康德两位巨匠引向不可知论，但是其对于人类认识能力的考察、对于人类摆脱朴素直观的思维方式、对于认识论的贡献却是空前绝后的。

康德“哥白尼式变革”奠定了哲学中的认识论优先性原则，从此以后，哲学才真正摆脱了朴素直观性。当然这仅仅适用于西方哲学界。在东方，当然包括中国，康德的“哥白尼式变革”的洗礼还没有开始。

我曾说过，如果说中国有100个懂哲学的人，至少有99个人还是用古代哲学朴素直观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哲学；中国缺少的不是新的哲学，而是近代和现代两次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在没有接受这两次哲学思维方式变革的洗礼的情况下，无论给他们什么样的新哲学，他们仍然会用古代朴素直观的思维方式去理解。这使我想到了家乡的一位老农，他用捡来的玻璃花盆做尿壶。

现代哲学由于形式上采取了拒斥行而上学的立场，所以很难明显看到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理论形态，但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原则始终是隐藏地存在的。实证主义、分析哲学、实用主义等其实就是坚持近代哲学式的不可知论的立场，而唯意志主义、生命哲学、弗洛伊德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等其实就是坚持古代哲学式的可知论立场。

必须承认，可知论和不可知论都各有其道理，但也各有其片面性。正确的认识论显然就是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结合和统一，而不是像以往哲学那样，采取非此即彼的态度。但让我们感到失望的是，至今我们的哲学家们还是这样：要不是可知论，要不是不可知论，总在二者之间徘徊。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并不是没有客观的原因。其实很多哲学家都能意识到融合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必要和可能。但是把可知论和不可知论这两种截然对立、水火不容的思维原则统一起来岂是一句空话就能完成的？哲学家们苦于始终找不到把这种必要性和可能性转化为现实的客观条件。这个困难一直是困扰着哲学前进的步伐的致命障碍。

如前所述，这项伟大的哲学统一的工程所以久久不能实现，正在于哲学家们一直找不到建筑的奠基材料，我们总不能凭一句空话就把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统一起来。其实这个奠基材料早已在其他学科中存在，只是我们的哲学家们没有发现罢了。微积分理论创立已经又好几个世纪了，其对于数学和科学的贡献有目共睹，但是哲学家们还没有发现它的哲学价值。

现在，极限论（Limitism）把微积分的极限理论引入哲学，为这项伟大的工程找到了坚实的奠基材料。极限论（Limitism）把极限观念的引进哲学。极限观念就是无穷逼近而有永远达不到，这在微积分理论中是最常见的。“无穷逼近”是可知论的思想，“永远达不到”是不可知论的思想。把极限观念引入哲学，卓有成效地解决了始终困绕着哲学前进步伐的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矛盾对立。

有人说极限论（Limitism）一种用数学改造哲学的哲学，这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正如欧几里德的几何学并不只具有几何学意义，还有重要的哲学意义，极限思想是数学带给人类的伟大思想，但不为数学所专有，它还有着极其重要的哲学意义，只是我们的哲学和生活中还没有出现，所以我们认识不到这点罢了。



二 作为本体论的极限论（Limitism）


传统行而上学认为存在是个无所不包的一，绝对自由、无限、永恒、不动、且为作为现象世界的本质的实体。对于“存在”，传统行而上学显然持可知论的观点。

近代哲学从休谟的知觉分析和康德“哥白尼式变革”之后，人们普遍认为传统哲学行而上学的存在论根本没有把主体的认识因素考虑进去，而是一种朴素直观的思维方式，传统哲学的存在论是一种宗教神话式的思维，是一种独断论。当以认识论为主要形态的近代哲学发展到了高峰，最终达成这样一个一致的看法：
“存在”是不可知的。休谟坚持对此保持沉默。而康德则把存在划归为“物自体”。
近代哲学的最伟大的成就是充分认识到了人的认识的有限性。把这种有限性绝对化，就导致了不可知论的结论。

哈贝马斯把古代和近代哲学的根本问题归结为“一”与“多”的问题。也就是“一”与“多”的悖论。“存在”就是“一“，“存在者”就是“多”。也可以说是“存在”与“存在者”的悖论。这个悖论产生的根源不在别处，恰在于主体的认识的有限性。主体能认识有限的“多”，但可能认识无限的“一”吗？。也就是说人能认识到尽可能多的“存在者”，但对于那个“存在”我们能认识吗？
其实这也是中世纪经院哲学中实在论和唯名论争论不休的共相与殊相的问题。

以上的问题归结为一点：“存在”可知与不可知的悖论。
这里面还有一个深层次的问题：每个人其实都能够思想到无所不包的一，绝对无限，绝对自由和绝对不动的实体。但是这种思想只能是直觉式（宗教式或艺术式）的体悟，而不可能是从任何逻辑推理中得来的。这种思想的体验，我们常常可以在宗教和艺术中经历到。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能说“存在”是不可知的。但是这种可知又是不可说的，一说出来它就是“存在者”而不是“存在”了。道可到非常道。问题仅仅在于，理性一去认识“存在”必然发生悖论，有限的理性永远无法跨越那个鸿沟达到无限的彼岸。
可见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悖论其实是主体理性与“存在”的悖论，理性是一种线性思维，不可跳跃也不能容忍跳跃，既然如此它就永远跨不过在有限和无限之间、在“存在”和“存在者”之间的哪怕是狭窄的一条小水沟。

我们不可能满足于宗教式和艺术式的直觉体悟的把握存在的方式，人类没有理性一刻也不能生存。那么我们如何解决主体理性的有限性和存在的无限性的悖论呢？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只能来一次惊险的跳跃。

我们首先应该感谢同时创立微积分理论的两位伟人----牛顿和莱布尼茨，因为正是他们把变量引进数学时带给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概念----极限概念。他们首次让我们知道，极限这种事情是存在的。无穷逼近而又永远无法达到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的。
当我们接受了极限这样的观念（可以无穷逼近而又永远无法达到）时，那么我们在看主体理性和“存在”之间的有限与无限的鸿沟不但不再是悖论，而完全是本应该如此的具有充分合理性的事实。

学过高等数学的人都应该知道极限观念，为什么我们不把这个观念带近哲学中来呢？数学中的极限概念和观念诞生已经有好几个世纪了，而哲学中的极限观念还没有开始。

如果我们以极限的观点看，“存在”是认识的极限，认识可以无穷逼近“存在”而永远达不到“存在”本身。可以用图示：

主体------->……存在
(认识过程）

极限论彻底解决了理性与存在之间（存在可知与不可知之间）的悖论、思想与语言之间（可说与不可说之间）的悖论。

如果说古代和近代哲学因引进欧几里德几何学方法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那么现代哲学也必将因引进微积分的极限概念而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二十一世纪是极限论的世纪！


三 作为方法论的极限论（Limitism）


（一 ）理论部分

哲学亦是方法论。一种哲学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为我们所接受，一面取决于它是否更好的解释了世界，一面则取决于它的方法论的优劣。

极限论（Limitism）的方法论就是“假设--实践”方法体系。

根据极限论的原则，认识只能无穷逼近存在而永远达不到存在本身。这里我把存在理解为事物本来的样子（res extensa）。我们所认知的事物（res cogitans）永远只能是事物本来的样子（res extensa）的近似，虽然这种近似可以无穷推进，但res cogitans 永远不可能等于res extensa 。 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来测量一本书的长度。有点物理常识的人都会知道，不管我们使用多么精良的仪器，我们的测量工作有多么细致，误差必然是存在的。也就是说存在或者事物本来的样子
（resextensa）是我们永远无法达到的。一般人认为我们所认知的事物（res cogitans）就是事物本来的样子（res extensa）。我手中拿的这支粉笔就我所认知的粉笔，不可能还有其它的样子。事实上这是一种错觉。我们所认知的粉笔最多只能是粉笔本来样子的近似，而粉笔本来的样子我们是永远认识不到的。

我把真理理解为res cogitans和res extensa的符合。因为res cogitans只能无穷逼近res extensa，所以我们只能得到相对真理，绝对真理完全是永远都达不到的。人类认识真理的最大障碍恰在于人类必须是当局者。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人不可能认识世界的本来面目，因为在人类认识世界的时候，他必须处在认识世界的关涉之中。这个悖论永远是哲学最大的问题，也永远是哲学的最基本问题。正如Kant所说，只有沿着自我关涉（因而也是二律背反）的思路，才能穷尽哲学的基本问题。

如前所述，res cogitans永远不会等于res extensa，即我们永远不可能认识世界本来的面目。我们必须接受这一原则，但并不必须走向不可知论的极端。res cogitans虽然永远不会等于res extensa，但res cogitans可以向res extensa无穷逼近。我们完全可以尽可能真实地认识世界本来的面目，只要我们充分发挥我们的聪明才智，永不懈怠，认识的逼真度总是可以无穷推进的。正因为如此，我们说极限论是一种无限发展、永远开放的哲学。

基于以上的讨论，我们所有的认知和理论（不管是文学的、宗教的、哲学的、科学的）都具有假设性。理论不过是假设。但正因为res cogitans可以向res extensa无穷逼近，所以假设必然有优劣之分。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假设都是平等的或者假设可以随意进行的。我们以逼真度这个指标来衡量假设的优劣。那么逼真度又用什么来衡量呢？正是实践。以实践来衡量假设的逼真度从而判断假设的优劣。同时实践也不是仅仅具有工具意义，实践除了用来衡量假设，还用来推动假设。于是一个互动的方法论体系----“假设--实践”方法体系----形成了。

那么假设理论从何而来呢？我认为假设理论的来源不外三个：
（一）归纳法。例如波义耳定律的发现就是通过研究气体的体积随压力而变化的经验事实，并从这些经验事实中归纳而获得的。
（二）演绎法。正如现代哲学假设主义先驱John Herschel所说,科学发现如涉及"看不见的微粒"之类经验所不能及的问题,那就不能用归纳法,而可采取演绎法.安培成功地用磁铁中循环电流的假设来解释磁铁相互吸引和排斥获得成功,就是又演绎获得假设一个很好的了例子.
（三）实践法.实践可以推动假设已是不争的事实.实践法可以看作是归纳法和演绎法的综合.

我在<极限论:‘S-N'体系>一文中曾说到,从人类认识史上看（Popper以前），人类确定一种知识的正确性的基本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向后找它的基础，一种是向前找到的实证。这两种方法一个向后，一个向前，方向刚好相反。向后的方法叫做基础主义方法，向前的方法叫做实证主义方法。整个人类的认识史就是沿着这两个方向发展的。在Bacon、Locke、Hume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哲学产生以前，哲学史上一直是基础主义占主导地位。在经验主义诞生以后，哲学中出现了两种明显的派别对立----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对立。我们看，经验主义的方法正是实证主义方法的早期形态，理性主义方法也正是基础主义方法的早期形态。到了现代西方哲学，基础主义方法发展到的现象学方法，实证主义方法也由经验主义方法发展到实证主义方法。

这两种方法可以说都已经发展到了各自的最高形态。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们各自都遇到了无法摆脱的困境。现象学方法为了解决前提的无穷递推问题，最后只能乞灵于先验主体，这本身就是在向传统先验主义的回归，而且先验主体和本质直观无法逃脱和唯我论的干系。现象学方法正是在前提的无穷递推问题上陷入了困境。而实证主义方法又怎么样呢？Popper的否证论表明我们无法彻底证明而只能通过证伪的方法来否定这种知识的正确性，而Lakatos的精确否证论又表明，我们不但无法彻底证明而且无法彻底否定一种知识的正确性。实证主义方法在此也陷入了无法摆脱的困境。

在今天的西方哲学界，两种方法体系中的哲学家们还在努力奋斗着，但是各自摆脱困境的希望实在渺茫的很。对于解决基础主义方法和实证主义方法各自的困境，Popper的努力最值得关注。在Popper的‘猜想-反驳'体系中，“猜想”代表基础主义方法的精神，“反驳”代表实证主义方法的精神。他很高明，把基础主义方法和实证主义方法结合成一个体系，‘猜想-反驳'体系因此可以近似认为是‘基础主义方法-实证主义方法'体系。Popper如此高明地把这两种方法结合成一个方法体系，各取所长而补其所短，但还是没能彻底解决知识的正确性问题。我们从此可以得到什么结论呢？我们看到了，Popper的这个‘猜想-反驳'方法体系已经把人类认识史上用来彻底确定一种知识的正确性的仅有的两种方法（基础主义方法和实证主义方法）都用上了而且结合成一个完整的方法体系，但还是在彻底解决知识的正确性问题上失败了。

基础主义方法和实证主义方法虽然在确定知识的正确性问题的方向选择不同，但它们都坚持知识的正确性问题可以彻底解决的基本信念，它们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彻底解决知识的正确性问题。正是从这个层面看，我们说基础主义方法和实证主义方法是相同的，因此它们的困境也是出于相同的原因。它们的困境是由它们共同的信念----知识的正确性问题可以彻底地解决----造成的。所以，所谓的困境，不如说是它们的这种共同的观念在作怪。它们所以陷入无法摆脱的困境，只是因为它们受着真理本身可以完全达到、知识的正确性问题可以彻底地解决的固执观念的支配，而不知道转变这种观念。如果它们转向真理本身不可以完全达到、知识的正确性问题不可以彻底地解决的观念，那么所谓的哲学的困境也就不复存在了。走出哲学的困境唯一出路在于转变观念，只要我们转变原来的观念，放弃知识的正确性问题可以彻底解决的固执观念，接受知识的正确性问题不可以彻底解决的现实，那么哲学的困境就解决了。解决哲学的困境原来就是这么简单。


当前的问题是，不管是基础主义方法、实证主义方法还是‘猜想-反驳'方法在我们的语言中已经固定地包含了彻底解决知识的正确性问题的意义和意向，所以谁若是仍沿用这些词汇，他就很难让别人和他自己不把这些词汇原来所包含的意义和意向（即彻底解决知识的正确性问题的意义和意向）理解进去。所以我决定不再沿用这些词汇，而是创造一个新词汇：‘假设-实践'方法体系。

整个人类的认识史就是一个‘假设-实践'体系。那么‘假设-实践'方法体系和Popper的‘猜想-反驳'方法体系有什么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呢？

它们的相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把基础主义方法和实证主义方法结合成一个方法体系。
它们不同之处有两点：
1 ‘假设-实践'方法体系中的‘假设'相当于‘猜想-反驳'方法体系中的‘猜想'，但是前者中的‘实践'不等同于后者中的‘反驳'。Popper的‘猜想-反驳'方法体系主要是解决科学问题的，而在包括科学在内的整个人类活动中，‘实践'显然要比‘反驳'更全面。‘实践'是从马克思那里借来的，它包括科学实验、社会实践、道德实践事实、艺术实践等。但是‘假设-实践'方法体系中的‘实践'的基础是极限论哲学，而马克思的实践的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且这个‘实践'是和‘假设'结合在一个‘假设-实践'方法体系中的，二者是互动的、相辅相成的。
2 ‘假设-实践'方法体系是以极限论哲学为基础，它是基本前提是知识的正确性问题是不可能彻底解决的；而‘猜想-反驳'方法体系的基本前提是知识的正确性问题是可以彻底解决的。两者的前提刚好相反。

正是因为Popper相信知识的正确性问题可以彻底解决，所以他的‘猜想-反驳'方法体系必然要陷入困境；正是因为极限论哲学相信知识的正确性问题不可以彻底解决，‘假设-实践'方法体系只能引导我们向真理无穷逼近而永远达不到真实本身，所以它不会陷入困境。所谓的困境不如说是过分的野心造成的，我没有这样过分的野心，所以我不会陷入困境。
说到底，‘假设-实践'方法体系与‘猜想-反驳'方法体系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以极限论哲学为基础的。

理解‘假设-实践'方法体系最难的地方莫过于‘假设'的含义，可以说只有真正掌握了哲学思维和真正理解了哲学的困境，才能真正理解这个次词的含义。从哲学的理性上说，其实我们的每一种知识都有假设前提，我们的每一个信念都是假设，因为这些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信念是我们未曾证明或无法证明的。这里之所以叫做信念，就说明它们已经不再是假设了。因为假设是需要怀疑的和实践检验的，而信念显然是已经不允许怀疑、与实践脱了节的假设。

人类总是习惯于把假设当成信念，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对假设的怀疑和检验，而且就连伟大的Kant也不例外。在20世纪上，和几乎所有的哲学界和认识论家一样，Kant相信牛顿理论是真实的，他丝毫不加怀疑地坚持这个信念。当时，牛顿理论作出的惊人的预言全被证明是正确的，没有人对牛顿理论的真理性表示怀疑，在以后的200多年时间中，牛顿理论成为一种危险的教条。但是200多年以后，到了爱因斯坦，牛顿理论第一次变得成问题了。爱因斯坦的理论表明了，牛顿理论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都肯定不是唯一可能的以一种简单而有令人信服的方式解释现象的天体力学体系。正如Popper所说，多亏爱因斯坦，我们现在才把牛顿理论看作一个假说（或一个假说体系）----也许是科学史最壮观、最重要的假说，当然也是对真理最惊人的接近。

其实我所要强调的只有一点，我们千万不要把假设当成了教条，假设在它未能获得彻底的证明之前，永远只能是假设。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一种假设在它未能得到彻底的证明之前有资格上升为教条。既然只是假设，它就有对与错两种可能，也就说具有可选择性，而绝对没有至高的、唯一的、不变的教条性。

对于‘假设-实践'方法体系与‘猜想-反驳'方法体系的区别，还有重要的一点需要说明，即‘猜想-反驳'方法体系更倾向于一种‘反驳'为‘猜想'服务的方向（反驳->猜想），或者说‘反驳'为‘猜想'服务的意义更大于‘猜想'为‘反驳'服务的意义。因此在这个体系中，‘猜想'占主导地位。而在‘假设-实践'方法体系中，‘假设'与‘实践'的地位的对等的，没有谁为谁服务更多一点的意义。而且二者是互动的关系，‘假设'推动‘实践'，‘实践'推动‘假设'，在这个互动的活动体系中，实现人类的认识向真理无穷逼近和生活的幸福完满。如果说Popper的‘猜想-反驳'方法体系的最后目的是实现真理，那么极限论哲学的‘假设-实践'方法体系的最后目的则有两个：实现认识向真理的无穷*近和实现生活的幸福完满。


（二 ）实践部分

上一节讨论是"假设--实践"方法体系的理论问题,本节我将简单讨论"假设--实践"方法体系的实践问题。

在科学中,当代美国颇负盛名的科学哲学家、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范式理论已经表明，科学必有其范式。所谓范式，就是某一科学家集团在某一专业或学科中具有的共同信念。这种信念规定了他们共同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为他们提供了共同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框架，从而形成了该科学的一种共同的传统，并为该学科发展规定了共同的方向。所谓共同信念，说到底就是一些假设体系。所谓范式其实就是“假设--实践”体系。而库恩的新的科学发展动态模式（前科学时期-->常态科学时期-->反常与危机-->科学革命-->新的常态科学时期……）其实也就是“假设--实践”体系的互动过程（假设-->实践-->新的假设……）。

不过库恩的范式说是建立在不可知论的基础上的，因而他的范式说最终必然走向约定主义和实用主义，从而否定了科学的进步性。而，如前所述，“假设--实践”体系是建立在极限论的基础上的。极限论并不是不可知论，因为它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则----无穷逼近。所以“假设--实践”体系不会走向约定主义和实用主义从而否定科学进步性。“假设--实践”体系同时也吸收了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思想，而否定之否定是无穷逼近的手段。无穷逼近本身就肯定了科学进步性。库恩认为范式并无优劣，而极限论则认为范式也是有优劣的，不同范式是可通约的。

在当今的政治哲学中，影响最大的当数罗尔斯的正义论。而罗尔斯的正义论的基础就是原初状态（originnal position）的假设。正是在这个原初状态的假设的基础上，罗尔斯得到了作为公平的正义（jusitice as fairness）。正如罗尔斯本人所说，“这种原初状态当然不可以看作是实际的历史状态，也并非文明之初的那种真实的原始状态，它应被理解为一种用来达到某种确定的正义观的纯粹假设的状态。这一状态的基本特征是：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在社会中的地位----无论是阶级地位还是社会出身，也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在先天的资质、能力、智力、体力等方面的运气。我们甚至假设各方并不知道他们特定的善恶的观念或他们的特殊的心理倾向。正义的原则正是在一种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被选择的。这可以保证任何人在原则的选择中却不会因自然的机遇或社会环境中偶然因素得益或受害……这种原初状态是公平的。”

与洛克、霍布斯以及以卢梭为代表的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自然状态 ”理论（还保留了性恶、自保、怜悯等）相比，罗尔斯的正义论的原初状态的假设显然更有说服力。对罗尔斯的正义论做深入的讨论不是本文的任务，只想表明一点：政治理论中的假设是必然普遍的。

早期西方经济学最基本是假设就是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新的经济学也随着对这一假设的突破应运而生。管理学曾一度被其创始者泰罗的科学管理的性恶论假设所统治，但现在管理界也突破了单一性恶论假设的模式。会计学中有四个基本的假设：会计主体 、持续经营 、会计分期 、货币计量，而高级会计学的产生则正是源于对这些假设的突破。这些假设的更迭正是因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变化， 是因为实践的推动。

中国法家思想的代表韩非子的法家思想就是以荀子的性恶论为假设，而儒家思想则是以性善论为假设。究竟何种假设具有更大的合理性，这最终由实践及其对象决定。伏尔泰、休谟、康德等哲学家虽然并不是有神论哲学，但都主张应该以上帝作为道德的假设，原因在于上帝的假设对于道德伦理具有更大的道德实践意义，至少他们认为是。

至此，我们看到，“假设--实践”方法几乎无处不在。可能有人会问我，既然“假设--实践”体系在人类活动中早已存在，人类都在运用，极限论现在提出这种方法岂不是多此一举？我的回答是，“假设--实践”虽然人类活动中早已有之，虽然人类早已运用，但都是无意识地运用。即使有的人有意识地运用，但他的“假设--实践”却没有极限论这样的哲学基础，因而不能算是哲学。现在我以极限论为基础，把这种方法体系系统化、课题化，这就是哲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