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拜摩罗

　　当尼采歇斯底里般宣布上帝死了的事实时，他大概不会想到，人这样一个原本软弱的生命体在他所揭示的事实中将更加软弱，而超人意识只能是软弱生命体的一个激烈变种，更深的追究，超人是不可能存在的。
尼采看到上帝死了的事实时到底是振奋还是失落呢？，在上帝死了的事实面前，尼采只是一个见证者，即便他所处的时代上帝还没有完全从大众的价值根基中退场，尼采最多是一个预言者，而在这样的预言中，尼采不得不为自己触目的事实而进行茫然式的精神奔波。即所谓“在无神的荒漠上跋涉”。
　　就尼采的文字风格而言，他的言说充满了对人生的调侃与自信。如果说他的自信是来自上帝死后的解放性事实，不如说他在承担过程对荒诞的人生一种无奈的反讽。当他拿起“智慧的雷电”却被世人的“瞎眼”下无所应和时，超人的意义就已经有限度的呈现了。人毕竟是人，超人的可能实际上并不是尼采的哲学建立的，而是上帝死后，这种废墟式的精神土壤的一种自发性生长。
上帝死了，人还能依靠什么？超人的出生并不是人类理性的胜利，更多的现实是人类的迫不得已。上帝到底是被什么摧毁的？在尼采那里，道德审判生命的文化传统发展到极端，必然为生命的韧性所撕列，所以上帝被摧毁乃是基督教本身虚伪的道德说教与自我意识觉醒后的巨大距离。不过，尼采的文化传统与东方世界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比如自我意识，可是东方世界依然在尼采过后领受“一切价值重估”的精神事实，显然，无论西方东方，都有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出场，那就是现代性。
　　现代性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图景，价值危机的现实就是这样一个图景的组成部分。但是它又是一个特别的组成部分，有了价值危机的现实，虚无主义才出场，有了虚无主义花样翻新的各种价值论述才在二十世纪知识分子那里层出不穷。在此之前，无论西方东方，人都在一种稳定的价值依托中。我们也许无法追究现代性的起源，于我，我更愿意把现代性看成可以燎原的星火借助欧洲的文化传统呱呱落地。事实上希腊哲学虽然被苏格拉底从天上拉到人间，但是他们对宇宙的自然性思考使西方哲学切掉了很多世俗性的思考。在西方文化的源头，生存问题首先意味着，也一直意味着，人类要按照自己的意志征服自然。这里的文化源头，乃是着眼于长久的规避某种地域的文化形态的思考幅员。就中国而言，先秦诸子基本规避了中国人的思考幅员。以这样的角度比较中西文化，我们显然没有苏格拉底那种从天上拉到人间的思考的历史事实。中国的哲学实际上是一套人生哲学，游离在统治者外儒内法的集权手段之外，一些政治失意的知识分子退隐山林，超然物外的心态背后更多的是一种现实中无力担当的迫不得已。中国式的东方智慧制造的生存技巧回避了生存的外部空间，这突出表现对自然界的征服意识的单薄与精神生活的脆弱。当五四人举起科学民主大旗的时候，自然的征服意识单薄与精神生活脆弱的问题才得到民族主体的自觉认识，这以前，科学不过是奇技淫巧，而超世俗的精神生活不过是文人政治失意后逍遥的呻吟。
　　虽然现代性从西方诞生，但是它并非单纯 的属于西方世界。正如耶稣是犹太人的儿子，但是却不属于犹太人，他所言说的对象是每个需要拯救的个体。现代性的出场并非意味着西方的历史文化景观将重塑其他地域的文化景观，尽管它的母体是西方的历史文化背景，但是它所改变的却是包含着西方世界的所有生存个体。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固有的文化传统亦在摇摆中失去自己往昔的模样，一种落实到个体的难于定位的紧迫感将在世界范围内催生。现代性不可能在短期内完结，他的生长点是自我意识的普世性觉醒，文艺复兴过程中人本主义所创造的辉煌的文化成就到启蒙运动中社会变革造成的巨大的社会动荡，以至好象当下世界的政治秩序的动态性稳定，现代性的模样一直是含混的。这种含混表现是历史的线形发展论中，那就是近代与现代的分界。如果说近代与现代还有一点分界的痕迹可寻的话，后现代的登场则很有些主体认识的发展背景。人们从经验领域概括出的近代与现代的历史形态后，开始主观的营造一种超现代的，也即后现代的历史形态论。后现代的登场便是人们这样主观努力的结果。而这种努力的结果在全球化的视野中基本是消极的，因为这毕竟是一种主观的努力，一种刻意告别一种正在发生的历史形态的言说目标。
　　后现代为什么能迅速占领中国知识界的言说空间，要知道中国还是一个正在主观的建设现代化的国家。而这里建设的现代化基本是一种国家主义的产物，那就是将现代化的建设等同于国家的富强，认为现代化了就意味着政治制度的民主、经济秩序的自由、文化上的启蒙与个体权利的生长。这里显然有一个更普遍的问题被自觉的知识行动给回避了，那就是何谓现代性？也许有必要申述一下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区别。
　　现代化在西方是一个非自觉的历史进程，因为其强劲的势力直插入世界的各个角落，出现了所谓弱势民族，在西方现代化的进程中，第三世界被迫寻找自己国家的生存坐标。那就是完成西方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我们不妨走进这个现代化是历史具体性中搜索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区别。
晚清的政治格局的改变基本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西方的入侵表面上看是一种军事入侵，其动机是在经济上推行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但是放大其观察视野，西方的入侵客观上改变了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传统形态。这里知识分子首当其冲的精神反映是捍卫老大中国的生存力量，避免亡国灭种的危险。从此，知识分子的角色发生了绝对性的质变。在以往，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首先要成为的是社稷江山的操作者，而非将要转变成的制度安排的解释者。知识分子的政治舞台开始有意识的缩小了，一种知识建设逐渐取代参与社会改造的政治热情。退居政治的幕后当然有个过程，晚清的康梁变法时知识分子主动的闯入政治权利的中枢，国民政府时期，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知识学上的距离。胡适与国民政府的暧昧关系已经开始了这样有意识的与政治的疏离，他为什么准备长时间的不过问政治呢？尽管他后来的社会实践很快与政治联姻了，这里他很明显对自己作为知识分子有着新的定位，在他看来，知识分子的使命是必须有审慎的政治理论建设，如何在一个集权国家置换为民主的政治体制，盲目的政治参与最后往往是不堪回首的行动结局。他所处的时代，一般是知识分子看来，西方的政治经济图景仿佛是明了的，那就是民主的政体。对民主的呼唤勾销了民主政体的知识性建设，只有那种真正进行民主政体的行动性建设的人通过自己的经验才发现，知识学的建设才是最重要的。包括孙中山，他最后从知亦行难转变为知难行易的心理建设学说的例子就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事实上，梁起超的一生也有这样的转变，为什么他的政治热情在晚年消解了，是他没有政治行动的勇气了吗？
一个人的问题意识越清晰，其行为表现就越审慎。梁改行做学问，主张新民说，其个中道理就在于他从政治实践的教训中认识到，宪政不可能是一种热情的呼唤。民主的到来需要一个完整的问题意识背景。那些迅速意识到知识分子的使命的人几乎无一不曾与政治行动挂钩，他们的转变推动了知识分子对自己的重新定位。知识分子的使命首先是发现问题，而后才是审慎的参与社会变革。但是无论这种审慎到了什么样的程度，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定位都是混乱的。
　　一种知识学的建设可能改变一种积习数千年的文化传统与政治制度吗？综观百年的社会变迁，真正由知识分子的言说完成的社会转变几乎为零。倒是社会本身的力量，言说之外的力量一直使社会处于巨大的动荡之中。这不是在否定一种知识学上的努力，而是我们的知识分子的言说空间基本处于一种焦虑中的错位中。西方世界尚处于现代性的动荡中，中国这样一个现代性迟到的国家怎么可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呢？言说空间的错位就在于锁定现代化的建设目标。这样一个目标的建立规范了近百年知识分子的思想模式，也即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的思维向度。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实际上成了中学与西学的对立，中国的就是传统的，西方的就是现代的，但是真的存在一个西方现代的历史事实吗？这样一种历史形态的设定至少从现在看忽略了现代性作为一种普世性的社会改变力量的持久性。事实上后现代的出场也关系到这样的设定，因为只有当现代成为一种稳定的社会形态后，与其对立的，分裂的社会形态的理论言说才成其可能。但是现代性可能是一种稳定的社会形态吗？
　　无论东方西方，现代化都作为一种稳定的形态出现在知识人的理论视野，如何建设现代化，使世界上所有国家走上现代化的正轨成了二十世纪已经完成现代化国家的政治哲学家的道德使命。今天的知识分子不但理论视野是全球化的，其为自己的 政治理奔走的健步同样立足于世界的大舞台。从萨义德到华勒斯坦，
理论言说的边际在中国是非常有限的，当我们仅仅抓住现代化的目标进行理论建设的时候，现代化的参照系——西方世界的模样原来似是而非。
　　现代化只是现代性的一部分，一种普世性的转变持续有力的改变着整个世界的图景，我们给自己设定的现代化目标本身都是有问题的。现代化不过是一种进化史观的决定论产物，现代化并非像我们参照西方，开始西学东渐时想象的那般美好。它不过是现代性在中国的敲钟人，现代化的西方在当代世界的处境哪里丝毫值得乐观？首先是国家主义政治思维的疯狂扩张演化成的暴力与流血事件的无法阻止，紧随其后的是个体在世界定位中的疯狂迷乱。现代化过程中工业革命带来的物质利益异化了人的主体存在符号，人不仅沦为物质的奴隶，而且成为事实性的文化的奴隶，人的精神生活面对媚俗文化的侵蚀显得弱不禁风，而且这样的存在事实并非单纯的滞留在完成现代化的国家。第三世界的人民同样处在媚俗的惶惶压力之下，显然作怪的不是现代化的政治经济制度转型，而是其背后更大的力量。
　　也许在现代化的参照下定位现代性也是困难的，现代性首先是一种现象。这种现象的突出特征就是变化的模糊性与清晰性并存，今天媚俗文化在演绎现代，我相信，用不了多久，更多的文化标本将一起登场演绎现代性，而他们的登场在大视野的批判性软弱的前提下，现代性的危机将更加清晰。这种清晰并不是现代性的本质性清晰，而是其特征的清晰，那就是转变的速时性。
事实上后现代论述的出台亦可以看作现代性转变速时性的一个例证。如刘晓枫先生所言，“现代性”本身尚是一个未理清的题域，当欲不清楚的“现代性”而后之的后现代论述仍然要以现代性知识学来界定自身时，发现对现代性的论述的攻击，世界成立现代论述的一个激进变种。弄清现代性，也许只能从现象入手，但是现代性现象的驳杂与普遍我们真的难于应付。现代性的标签几乎贴在当今当今世界所有事物的脸上，醒目但有很难一把抓住。也许我们只能从精英文人的论述中输理现代性的问题中枢。
　　关于现代性的论述，哲人的深刻与文人的呓语几乎同等重要。如果说传统的西方哲学家的论述是自发的，那么现代性抵近的时代，哲人的论述更多的是基于自身的危机性处境，主动的担当其所处身的时代背景而发。几乎没有任何近现代的哲学家能够乐观的相信自己的知识能够为世界的光明性走向打开一个有力的出口。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盲目乐观态度经历了社会主义的构想的实践后，知识分子的危机感更加迫切了。雅斯贝尔斯悲观的预言民主社会必将摧毁艺术，杜威看到自由主义对人道的破坏，罗素看到西方文明整体的堕落转而幼稚的希冀于中国人的精神传统中的对个体的束缚性力量，这些大哲几乎都是20世纪显赫的文化偶像。包括萨特的无神论存在主义与尼采的超人哲学，都试图在上帝退场的时候重新从人本身嫁接新的终极关怀。可是他们的努力现在看都付诸东流了，而且一定程度上讲，他们的言说加剧了现代性进程的复杂性。在他们背后，有一些哲人避开了社会角度的思考，完全从个体生命的关怀出发，从人本身出发，寻找人类知识的另一种生长点。现象学开山祖师胡塞尔的意义在其所生存的时代几乎还没有透显出他的哲学的重大意义，胡的哲学开启了人类思维在超验领域活跃的可能性。他对本质直观的阐释间接启示了舍勒，一种观念存在于人类的思维当中，并非是经验的结果，经验构成需要一个先验的本质前提。人之所以别于动物就在于人的先验性隐蔽规定。人类的经验之所以能够构成，首先在于先于经验的元知识存在于人类的本性中。胡塞尔早期将其发现的意义学说借助于人类的语言经验进行阐释，意义的居中性、非符号性、非心理实体性在人类的语言经验中是最直接的了。而且，他所借助的语言经验在怀特根斯坦那里得到了强大的分析与丰富。人类的语言环境与动物发音所构成的交流与沟通有着决然的不同，认识人类语言的独特性与人的本质关系重大，现代性时代的哲学家走向语言分析证明，一方面对人的认识产生了一种更本原的知识学向度，另一方面，对人本质的认识能够在混乱的世界图景中成为可能。
　　胡的本质直观关系到知识（经验世界的）的构成问题，他所建构的哲学目的想为经验世界提供一种新的方法论，使那种原初的给予物呈现在经验世界，但是他的现象学之花并没有按照他所开辟的方法论传统大力的走下去，如果没有海德格尔与舍勒的哲学加盟，现象学也许很难成为一种显学，因为他的问题意识并没有应和一个狂乱的时代。海氏的存在主义在20实际大方异彩，而舍勒似乎被时代所埋没。我个人以为，舍勒的哲学也许是20实际最重要的哲学家。因为他把握了现代性的神经痛点，并借助现象学方法论开辟了一条建构人类本质结构的理性大厦。舍勒的思想魅力在于将一种人类思维之有限的思考对象转换为一种无限的清晰的解释性题域。在解释人的本质的时候能够从各个学科的角度进行广泛的批评，而且在人本质的解释中实现了一种理性所能达到是思维顶点。
　　当卡夫卡、陀斯托耶夫斯基为人类的理性所困，因渴望上帝又呼唤不回来上帝而神经兮兮的时候，当加缪、萨特为上帝的退场而担当荒诞的快乐的时候，舍勒的哲学为人类现代性神经功能症带来了一线曙光。舍勒认为，现代性一言以避之，本能冲动造反逻各斯。在舍勒看来，现代性不仅是一场社会文化的转变，更根本的是一种人的转变。刘小枫先生根据这一论断推导出现代性的根本事件是传统的人的理念被根本动摇，以至于“在历史上没有任何时代像当前这样，人对于此身如此的困惑不解。”
　　舍勒在对传统的三种人的理念进行批判，无论是基督教中被创生的人、有理性的人、还是动物中进化为高级行列的人。这些传统的人的观念在舍勒看来没有一个统一的关于人的观念。人的独特性既人的自身统一性，在舍勒的论述中，人的精神结构完全不属于他所处身的世界，精神对世界的自我分离性规定了人在动姿中本质色彩。人的位置在哪里，舍勒坚信。他绝对不在生物冲动、心理能量、强力意志的系列上，也绝对不在人的单传的理智和观念上，因为“人的本质及人可以称做独特的地位的东西，远远高于人民称之为理智和选择能力的东西。”
　　回到舍勒对现代性的概括，本能冲动的造反是都可以因为对人本质规定的认识而得以遏止呢？生命力为什么与现代理性格格不入呢？单单是理性对人性的压抑吗？怎么样使人复归到情有其理的存在事实中，舍勒的努力至少使我们意识到，先验并非决然不可能被证明的，爱的存在方式是人唯一的存在方式，但是我们的生存处境能否因为舍勒的哲学论述而产生整体性的改观呢？
现代性也许一个拨不散的迷雾，我们行走其中，唯一的使命也许是使自己和别人走的更清晰些。海德格尔在对东西方文化传统进行穷究根本的努力后，得出只有一个上帝可以救度我们的结论，如果上帝代表宗教生活的话，中国在现代性迷雾将更加迷茫，一个世俗性思维非常发达的民族，他的宗教生活是可想而知的。事实上我更愿意沿着超验的思维领域走下去，只有超验给了我们现代性生存改变的可能性，从经验知识到超验体验是简单的，从经验知识到超验知识的努力呢？
　　也许上帝从来都没有错，人类吃了智慧树的果子，经验知识的丰富最终将湮灭生命，现代性是否意味着一个湮灭生命的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