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勇

　　　　　 我们沉睡之际，我们就以另一种存在形式苏醒了。
　　　　　　　　　　　　　　　　　　 ――弗洛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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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本书》里，弗洛伊德于1900年发表的《梦的解析》榜上有名。这一年，生命哲学的巨擘、“杀害”上帝的“凶手”尼采仙逝，而人本主义精神分析的开创者、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弗洛姆来到人间。从这一年起人类开始在理性主义的初步幻灭中踉踉跄跄地走进20世纪，战争、混乱、屠杀、非理性的理性狂热正在不远处恭恭敬敬地等候着这些睛睛只习惯向外投射，却忘记了审视自己的人们。正是这一年，《梦的解析》以严肃的科学研究的态度终结了人类用神秘主义来解释梦的历史，并将人类对自身精神奥秘的探寻推向一个人类从未到达、却让心灵的活动得以澄明的地方。行为的表象和非理性主义的直观性、猜测性解释烟消云散了，生命本身、人类行为的秘密在精神分析之光的照耀下，正越来越显现出自身存在的结构、本质和活动依据。《梦的解析》对无意识的发现奠定了精神分析的基业，人格的三层结构、压抑、内驱力、本能等精神分析的最关健性概念以及以这些概念为基础的理论体系，全有赖于无意识的发现作为支撑。对人的心灵的洞悉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这本精神分析的“《圣经》”从解梦出发，逐渐渗透于文学、哲学、社会学、艺术、政治学等学科中，对人的心理构成了巨大的冲击，根本性地改变了世界。

　　梦，像一个幽灵。这个幽灵在人的夜晚里徘徊不去。它来去无踪，袭扰着惊惶失措的人们。梦的存在以及其不可忽视使得在弗洛伊德以前，对它试图作出解释早就开始了。它们所折射出的人类心理千奇百怪。原始人的自我意识尚只是一束微弱的火光，他尚未从大自然中彻底分裂出来。在意识上，他仍然保持着一种与大自然处于自在统一的混沌状态。因此生与死、梦与现实之间没有任何明确的界限。它们是模糊的、相通的、统一的，处于一个自明的系统之中。确实，当原始人在密林中穿梭，在山涧中嬉戏，他们与大自然的精神上的同构性使白天和黑夜，自己和他人，清醒和做梦有什么不同呢？梦，也是一种现实，或者说现实也是梦。然而无论如何，它们不过是同一个现象罢了。如果某人梦见和另一个人产生纠纷，那么他必定会认为这种纠纷已经发生并将对他们之间的关系产生作用。原始人的这些对梦的解释虽然是在人类的认知能力极为低下时所作出，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显然是一种近乎荒谬的判断；但依靠一种直觉，它却在一种未被“文明”所压抑的状态中体验到了世界的本然状态。我们确实真的很难认为，依靠理性所认识而不是依靠敏锐的感觉所捕捉到的更为可信。这个世界以一种莫明其妙的方式无时不在嘲笑我们的理性，让我们的逻辑失灵，大跌眼镜。那么，在梦与神话的缠缠绵绵中，人与梦的对话真的不是与现实的直接对话吗？

　　世界各民族对梦的解释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但又共通的编码系统。古印度人的释梦观与我们今天所习以为常的释梦观截然相反。在他们看来，梦恰恰是现实的另一种体现，而现实则是一种梦幻①。这不由得使人想起叔本华所撕心裂肺吼出的：人生，不过是一场梦罢了！这种释梦观也许是从这样的判断出发：出现在梦中的影像不过是我们被压抑了的愿意、恐惧的一种变形或活生生的体现，它通过理性意识的暂时休眠以一种让人猝不及防的方式闯进了人的精神世界中，在人的大脑中出现。这便是现实的真实性的一种折射，这种折射在他们看来甚至像是一种直接的投影。而与此相反，现实则是虚幻的，这不仅仅在于它呈现出来的具体形态和方式乃是各种虚假的愿望和像做戏一样的表演所留下的泡沫，还在于它本质上是一个人工世界，是为着某种目的刻意营造出来的景观。而这个景观存在的支持依据，则有可能对真实的世界进行遮蔽。这不由得不使人惊呼：这已非常接近于精神分析对梦、对无意识的科学分析了！而古代中国人对梦的解释，却比这复杂得多。最多的一种解释是梦是一种预示，它是一种即使不会马上出现也会在遥远的将来准确地出现的事物。这方面历史为我们留下了各种丰富的，尽管是异常拙劣的传说文本。比如某位皇帝的母亲梦见与龙交合，生下的儿子肯定意味着以后要当皇帝。比如某人梦见有人将他推下深渊，那么可以证明：他死定了！还有一种重要的观点认为，梦乃是各种莫明其妙的幻像。这种幻像将人从现实中隔绝出来，代表着一种认知能力的低下和思维的混沌，有点接近于现在的人对梦的看法。而非常明显，这种梦并不是什么值得称道的东西，“黄粱一梦”、“南柯一梦”、“白日做梦”这些成语，便透着冷冷的讥讽和嘲笑。人通过梦而与现实全然脱离关系，因此在做梦的过程中人脱离了自己真实的肉体和灵魂。《三国演义》中所描写的曹操梦中杀人，就巧妙地利用了这种释梦观：人在梦中，就像一个人发神经一样，对自己的行为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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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当科学理性的号角吹响的时候，梦的浪漫想像和古典解释终结了。像童话、神话、上帝等被追杀一样，它也躺在了血泊之中。梦总与奇思怪想有关，与人的心理中那躁动不安、难以言表的非理性一面紧紧地纠缠在一起，然而当一种严格按照理性思考的技术性思维渗入人的生活中时，一切不符合实证主义要求和符号化特征的东西便统统被打上了怀疑的烙印，并驱逐出科学的领域。社会统治秩序以一种技术管理的形式，通过意识形态对人的存在的重新编码，使人再也想像不出另一种与既存存在状态不同的生活方式，它的思考无形中总是受到操纵而成为既存统治秩序意志的自动表达。这时，创造性所仰赖的想像力烟消云散，那转瞬即逝、飘忽不定、无逻辑无规律的梦的音响便有如一种令人烦恼的、毫无意义的噪音。整个社会对人的“理性化”，即程式化、工具化和符号化将人的非理性一面在他的思维结构表层中消灭于无形，而这些遭受到压抑的非理性内容便在人的“非理性的理性疯狂”中化为形形色色的施虐――受虐倾向。在人的其存在被统治秩序编码、理性化到物化程度的存在困境的审视下，梦有如魔鬼附身，令人烦燥、焦虑和恐惧。梦脱离了人的生活，人所熟悉并用来支撑自己的存在的时空秩序。梦更以各种最原始的恐怖形式将人对死的恐惧的心理以最形象化的方式表达出来而给人造成一种威胁性的心理震荡。这样的噩梦常常将我们惊醒，使我们面对着虚无和恐惧而肝胆俱裂。幸好，我们只是做梦，就像弗洛姆所讲的，它使我们 “醒来时不无感恩地发现这仅仅是一场梦”②，否则，我们真不知道要如何应对我们的生存。然而不管怎样，对梦的拒斥，对梦的意义的消解正意味着现代人已将被遮蔽的真实深深地嵌入其生存困境之中，在无所不在的权力渗透和意识形态操纵下，那个实然的世界实际上已被取消了存在的支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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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洛姆发现：梦是一种“被遗忘的语言”。这门语言在古代曾经辉煌一时。在古巴比伦、古代中国、古代印度、古希腊等，都是人们交流的工具并雕塑了那时的人们的心灵世界和生活世界。这个已被“遗忘”的语言便是象征语言，一种在古代没有“文盲”的语言，一门现代社会每个人都应该学习的“外语”③。象征语言取消了逻辑结构和我们所熟悉的时空秩序，它不需要借助一系列复杂的语言符号和技术规则而直接以内心的体验进行交流，它就是人人都能领会的经验、感觉的一种投射，近乎一种本能反应。这种语言存在于神话、童话、梦幻之中，存在于人们之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体验中，这种体验打破了私人性而以一种公共体验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可能就是最本原的体验、认知、理解世界的模式了。就像一个电极一样，通过对梦的解析，通过深入人的无意识结构，弗洛姆的理论和古代人类依靠直觉、体验而认识世界的认知模式、理解模式接通了。这是真正的思想的火花，它使人不由得想问：理性对感性的遮蔽虽然表现为一种认知的进步，但真的是一种理解的进步吗？人在将自己的理性结构切入世界客观的逻辑结构中，洞悉它的秘密并以一种“理性的狡黠”的方式利用世界的物质交流与能量转换创造出庞大的人工世界时，是否失落了一点，即人与自然的生命联系？而感性的遮蔽是否又意味着人已不可能直观地把握那个本然的世界了，人所面对的是一个人工世界，一个由各种虚假的意识形态所编码好了的世界？没有敏锐的直觉，依靠一种被编码好了的认知和理解模式，人真能看穿这个世界的幻相而达至真实吗？

　　人的发展不等同于物的丰富。社会的进步，同样也不等同人于控制自然的能力的提高。它们仅仅是手段，这些手段并且必须接受人性和人的心灵的检验。发展的指标只能是人的解放，而进步的指标同样只能是人性的进化。然而，人类发展到现在，尽管可以上天入地，却并不见得人性有多大的进化。其心灵仍处于蛮荒状态之中。而人的解放更是一个骗局。人类也许曾经在神话中迷失，他也许曾经跪拜在各种超人的自然现象和物的脚下企求拯救和宽恕，然而到现在，他却被拖进一个泥淖之中，难以从物对人的控制中拨出脚来。权力和意识形态之网、物化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之网，牢牢地罩住了他。以至我们经常疑惑：我们是在同人打交道吗？还是同某种物的工具进行互相欺骗的游戏？已经用不着怀疑，科技理性的物化思维压抑了感觉和人类最本原的生命体验。对人的符号化表征和以物的意志对他进行编码修改了人性的指令。人再也听不到自己的声音了。从此他依靠人造的庞大技术系统来面对世界。但外在的规范无论如何却不能切入他的生命本体。根据习惯，我们造出了许多语言，但这些语言真的能准确地表达我们的感觉和体验吗？当我们的感觉和体验找不到相应的词语加以表达的时候，会不会使它们所对应的世界的那一面在我们面前消失？或者说，它同时是不是对发自我们自己内心而不是由外界所强加的需要的一种遮蔽？我们只有用语言来思维，我们的思想只有用可交流的语言进行表达才能为他人所理解，然而无论如何，我们的思想都渗杂得有属于我们的个人体验，当这些具有个人体验的内容的思想传达给别人时，会不会歪曲它的原意呢？因为若我们采用语言来传达，我们的个人体验便将被排除在外而无法得到理解。我们借助仪器、工具来观察世界，久而久之，我们丧失了直接感知世界的能力。我们对工具的信任要远远大于我们对自己的信任。但是，如果这些仪器、工具出了错呢？“测不准原理”并不仅仅体现在微观世界，我们对世界的观察，实质上就已受到各种人类关系的干扰。这样的干扰更多地表现在社会生活中。在思考和判断时，我们习惯性的并不是相信自己的直觉，而是相信各种看起来权威的意见。而从根本上，我们更是受到意识形态的操纵而成为它的应声虫。自然，我们所能看到的，也就是这个社会的统治秩序所允许我们看到的。这些虚假的、由人造出来的“客观存在”被我们当成了真实。而真实则无声无息地、神秘地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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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弗洛姆看来，对象征语言的理解“不仅可以使我们触及到智慧的最重要的源泉之一：神话的源泉；它还可以使我们触及到自己的人格的更深层次”④。这就是说，理解一种象征语言等于触及到人类那已被遗忘的经验，这些经验与那种代表人的本真存在状态的人格结构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像神话一样，这种象征语言本质上是人类的意愿、幻想、需求的一种不需要经过技术处理的投射。它不加任何修饰和打扮地祼露。它不存在任何载体而以物的象征表达思想。世界自然地作为一种直接感观的图式存在于他的脑海之中。而非常明显，缺乏技术手段的对世界的把握在人已具有自我意识后，在一种主客体相区别的情况下，人只有通过物的象征意义才能获得对世界的理解。

　　弗洛姆由此分出了三种象征。第一种是“习惯性象征”。习惯性象征实际上是理性的产物，是一种人认知世界的技术性需要，或是某概念用来代表某物，或是某物用来代表某现象，而在它们彼此之间却没有相似点或其他的自然联系，而仅仅是一种“一个特殊词用来称呼一个特殊物的习惯”⑤。人类所创造的语言概念，几乎是这种“习惯性象征”，比如用“文字”来称呼我们籍此来进行交流的语言的书面载体，这种密密麻麻的排在纸上的东西显然和“文字”这个词语并没有什么内在的关系。很显然，这种象征不具有象征语言的功能，它无法切入人的内在体验。第二种象征便是“像发性象征”。这种象征我们真是再也熟悉不过了。多年前我声嘶力竭地狂吼一首暴烈的摇滚歌曲时，当时是谁和我在一起，我在什么地方，当时的情境又是怎样，我又是什么心情等等－－构成当时我吼出这首歌的环境已随着这首歌内化入了我的生命体验。它们之间具有了对应关系，就像一根线把他们连好了一样，一扯起一方，另一个便从神秘的潜意识黑屋子走了出来。当现在我又一次狂吼出这首歌时，我实际上在不知不觉中已走回了当年，那与这首歌对应的过去，便有如梦中重返。而这种象征实际上也只对我有意义，因为只有我才具有这种体验。第三种象征便是“普遍性象征”。这种象征既扬弃了一个特殊的东西代表另一个特殊的东西的习惯性约定，同时也超越了偶发性象征的孤芳自赏，它在象征物与被象征物之间建立了一种内在的联系，它们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人用以实现交流的体验、理解的结构。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绿色象征着勃发的青春和生命力。一看到绿色，只要人不存在各种知觉上的障碍，他都会感觉到一种青春的活力，一种生命力的洋溢。这就像一个人会自然而然地高兴了就笑悲痛了就哭一样，它们的象征关系像本能一样内嵌于人的认知和理解模式中。这种普遍象征的重大意义是：它不需要接受一定的技术规则，一定的技巧便可以学会，也即不是以外在的工具而是以自己的心灵把握世界，人的心灵世界与外在的世界直接建立起深厚的联系并直接对应起来。这样，人的敏锐的直觉和判断力能摆脱各种干扰，直接窥见世界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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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分析疗法的一大特征，同时也是方法是尽力将无意识的内容呼唤出来以让病人意识到。一旦病人能回忆起这些遭受到压抑的致病经验，导致他的“超我”与“本我”猛烈地争斗，最终在“超我”的威力下屈服的“本我”经验也就不需要再做缩头乌龟而以精神病症状的形式改头换面地发泄出来，它可以光明正大地存在。精神的冲突消除，他的病也就治好了。这些被压抑的经验便代表了病人的真实想法、愿望，它之屈服于超人的异化实体和力量、观念表明一种对他的本真存在状态的歪曲。就此而言，病人的意识便是一种虚幻，远没有他的无意识内容对于他的存在价值来得重要。在这种意义上，他的意识内容便不是他的而是不可抗拒地受到“超我”的操纵。这种操纵将人灾难性地置入受奴役或发神经的存在困境之中。

　　文明社会建立在对威胁文明的人的本能欲望的压抑的基础上。在弗洛伊德的的三层人格结构中，“本我”居于最原始的一层，代表着一种原始的本能（特别是乱伦欲望和攻击性），这种“本我”只遵循“快乐原则”，其唯一的目的便是满足有机体的固有需要⑥。然而人毕竟处于社会之中，他赖以满足需要的手段必须依赖于社会，至少以社会为中介而和社会发生关系。因此，不对人的破坏本能、乱伦欲望施行压抑而由这些最原始的非理性冲动加以发泄，文明的秩序将受到破坏，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保障――社会――将在一夜之间瓦解。因此必须有超然于个体之上的精神机构对这种原始的本能欲望进行惩罚，其结果是使“本我”产生变形、扭曲或升华。在强大的压抑作用下，它的发泄便必须依赖于一个中介，这个中介实施着对“本我”和“超我”的冲突的调解，使水火不容的它们得以在“现实原则”的内在指令下对人的思考和行为进行规划。在《文明与不满》中，弗洛伊德详细地讨论了文明对人的压抑。人类丧失掉与世界的直觉体验、他对自己的隔离和日益疏远、他对他人的陌生、他产生神经病、他变得虚伪无耻、他斩断与自然相连的根，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遭到文明压抑的结果。这种压抑开始也许只是一种马尔库塞意义上的“基本压抑”，即为了文明的存在而对人的能威胁到社会共同生活的动物性进行压抑，但由于权力的作用，压抑的惯性延伸进了人性的领域之中。不客气地说，压抑的目的本是为了维护对每个人的生存都有利的文明秩序，但在权力的作用下，人不仅使那些能破坏文明秩序的本能欲望被压抑，连那些对每一个人都普遍有效的、对人的自由和尊严有极大价值的东西都一起被压抑掉了。任何一个社会为了它的生存确实需要人作出一定的牺牲，但任何一个存在以权力压迫和意识形态奴役为特征的统治型――而非治理型――社会都必然是由社会既得利益阶级控制的，他们为了他们的统治必然会以自己的意志冒充为整个社会的诉求并运用得天独厚的控制手段对被统治者的反抗意识进行消解。这就逻辑地导出这样的一个结果：统治的基础不仅在于社会秩序的稳定，更在于人必然认同这个统治秩序，它必须将它的意志变成人的判断以切进它的存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之中。于是那些威胁到统治本身的人的自发思考、人的批判甚至反抗意识、人最本原的对世界的直观体验都必须受到压抑，必须利用意识形态来编造出另一个世界，必须造出一套与这个意识形态的世界对应的认知和理解模式。这样人的存在属性便已被意识形态所规划，他只能透过这个意识形态的世界理解世界和确认自身。这就是马尔库塞所揭露的“额外压抑”。它使得人的存在维度“单向化”，各种与他，与普遍性的存在价值有关的冲动、欲望、诉求都沉淀入无意识深处，再也无法唤醒。

　　在弗洛姆看来，无意识这个黑暗的地牢既不是像弗洛伊德所讲的那样是用来收容那些罪恶的东西，也不像荣格所讲的那样是个智慧的宝藏。他认为：“无意识是整个人减去符合社会的部分。”⑦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平常所认识、理解的人，我们平常所看到的世界，不过是那“冰山一角”，不过是社会所允许并提供给我们看的人、世界的极少一部分。“意识代表着社会性的人，代表着个人被偶然抛入其中的历史境遇给他的种种限制。无意识则代表着具有普遍性的的人，代表着植根于宇宙的全人（the whole man）……它代表人的精神全部往昔直到人类诞生之初，它代表人的全部未来直到人充分成其为人……”⑧很明显，无意识包含了人类祖先的全部体验，它连通了过去、现在和将来。它使人开阔、敏锐、超越了当下的狭隘、低下，就像悟禅一样，世界在对这种无意识的体验中得以澄明。

　　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我们的存在并不是一种抽象的东西，它有具体的展开形态和属性规定，比如我的存在就可以展开为是男是女，是高是矮，何方人氏，信奉何种主义，秉持何种观点等等等等，这些存在的属性总有最能让我对它加以确认的东西。而非常明显，我的这种存在属性只可能由我所置身的具体情境，即某个时期的特殊社会环境所提供，或者说我之所以成为这样，基本上是这个特定的社会环境所强加的结果。我被编码了，像意大利剧作家皮兰得娄喊出的那样：“我是什么？正如你所希望的！”。自然这个“你”是他人，但更是统治秩序。社会统治秩序以其内在要求将人的许多经验、冲动压抑进了无意识，它切断了人同历史、未来和自己的联系。这时候，我的存在便已不可能是一种“存在”了，它只可能是“被规定”，因为它与那个代表了存在的本真含义的无意识内容全然无关。我只能是一个畸人，一个被罩进社会控制力量的天罗地网的缈小的生灵，或一架由社会发出指令控制的自律运转的机器。

　　把无意识呼唤出来意味着还原人的最本质的生存，最本真的存在状态，让他能真正“成为自己”。他将看到一切而不受操纵，他所看到的也将是他所体验到的。用弗洛姆的话来说，便是：“使无意识成为意识，乃是把人的普遍性这一纯粹理念，转变为对这种普遍性的活生生的体验，这正是人道主义在经验中的实现”⑨然而要想将无意识呼唤出来却非常之难，这不仅在于我们已经受到无时不在的社会控制力量的操纵，还在于有一套机制一开始就不让它们为我们所体验到。这套机制与社会统治秩序、社会控制力量紧紧地联系起来，确定了我们的感觉模式和认知模式。

　　这是弗洛姆的天才发现。这个发现与对“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的发现一起，深深地切入人类的存在困境之中。在《精神分析与禅宗》里，他将这套机制称之为“社会过滤器”：任何经验要想觉知到，除非能穿过这个“过滤器”。这个“社会过滤器”由语言、逻辑和社会禁忌所组成，它们相互协作地实施着对人的体验、感觉的过滤，不准它们进入意识。从语言是思想的载体上讲，语言的抽象化将“过滤”掉人的主观体验，这些体验无法用一个准确的词语表达出来，似乎它们从来不曾存在过。不同的语言也许可以互译，但在翻译的过程中那个语言所意指的体验和文化精神不一定被准确地领会到。这就出现了思想的“失真”，许多往往是很重要的东西，被悲剧性地忽略了。而语言的可编码性更使它成为统治者实施统治的工具。统治者可以天衣无缝地将自己的统治指令嵌入语言之中，使使用这一语言系统的人只能体认到这些语言系统所意指的世界，其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无形中便受到统治者的支配。这种语言不是用来认识世界，倒恰恰是用来掩盖真相，因为它对应的是一个人造的由庞大的意识形态所编码的世界。自然，不符合这一语言系统的语法规则和意指的思想和体验都无法被表达出来，因为它丧失了语言的载体。说到逻辑，弗洛姆举了一个例子：亚里士多德的建立在同一律、无矛盾律、排中律基础上的逻辑和辩证逻辑的冲突。按照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一个人同时是他又同时不是他简直不可想象，这种以摒除矛盾作为进行逻辑思维的基点的逻辑取消了人的复杂性，使一些体验无法进入意识。一个人如果长期受此逻辑训练，必然极大地忽略了人的悖谬、冲突的精神的那一面，一开始就将这些不符合无矛盾律的东西过滤得干干净净。如果说语言和逻辑是人体验、认知的一种结构、规则，不符合这些结构和规则的东西不可能被体验和认知到，那么社会禁忌表征的则是一种必须被过滤的内容。社会禁忌的内容比较复杂，但与压抑相对应，既是对威胁到文明存在的东西的禁止，同时也是对威胁到特定的统治秩序的东西的禁止，这些东西无论如何不准进入意识。很显然，过滤掉这些内容只能采取奖励――惩罚的手段：奖励忘掉这些内容的的思想和行为，否则便对此作出惩罚。这种奖励和惩罚作为一种“超我”，作用于人的精神世界之中，经过长期的重复性实践，使恐惧内化入人的本能结构之中而操纵了人。这种恐惧使人自动地将他的反社会性和统治秩序内容进行压抑。久而久之，它们便再也无法唤醒，似乎它们从来就没有存在过。

　　每个人都生存在特定的社会环境里。我们能不能看穿这个世界的一些被遮蔽的真相，关健看的是我们以何种感觉和认知模式进行审视、观察、思考和判断，以及我们有没有批判意识和反思能力。然而无论如何，我们的觉知形式构成了我们认识的先决条件，正如弗洛姆所对此曾精辟分析过的：“人的……任何经验要想被觉知到，它就必须在用来组织意识思维的范畴中得到理解。某些范畴，例如时间和空间，可能是普遍一致的，而且可能构成了一切人共同的知觉范畴。而另一些范畴，例如因果关系，可能对许多人（但却并不是对一切人）自觉的知觉形式是有效的……但不管怎样，经验要想被觉知到，只能是在它能够凭借一个概念系统及其范畴而得到理解、得到关联并变得合理有序的条件下才能办到。这个概念系统本身乃是社会进化的结果。每一个社会都通过其自身的生存实践，通过种种关系模式、情感模式和理解模式而形成一个范畴系统并以此决定其觉知形式。”⑩决定我们的觉知形式的便是我们所操持的语言、逻辑、社会禁忌，以及文化精神、心理特征等等。而当这些觉知形式皆内含有统治者的指令，具有了意识形态的功能的时候，能保证我们所看到的不是那个由意识形态编码的世界，而是那个真实的世界吗？被遮蔽的真实，以何种方式来还原，并以何种方式进行体验我们才能看到它的存在？我们能拒斥得了这样的觉知形式吗？纵使我们换了另一套语言来表达，换了另一种思想来判断，但能保证我们取而代之的不是语言的歧异而是结构的不同吗？也许唯一的道路便是怀疑和批判，但当我们的怀疑和批判仍然受到与能概括控制我们的意识形态的本质的思维方式相同的思维方式操纵时，我们的怀疑和批判结果只能意味着悲观。

注释

① 诸葛均 《解梦全书》
② 弗洛姆 《被遗忘的语言》
③ 弗洛姆 《被遗忘的语言》
④ 弗洛姆 《被遗忘的语言》
⑤ 弗洛姆 《被遗忘的语言》
⑥ 弗洛姆 《精神分析与禅宗》
⑦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新讲》
⑧ 弗洛姆 《精神分析与禅宗》
⑨ 弗洛姆 《精神分析与禅宗》
⑩ 弗洛姆 《精神分析与禅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