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冬天
　　张承志的《心灵史》以诗性的笔法，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信仰关于苦难的精神追求过程。作者叙述了伊斯兰教的一支哲合忍耶百年中的奋斗、追求、反抗、坚忍，从而为我们打开了神秘的伊斯兰文化的大门。苦难与信仰经过作者自我思想的认证与整合，富有深沉的诗性美。哲合忍 耶，这个来自中亚的伊斯兰教教派具有高度的神秘主义与理想主义色彩，同时，又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对人的神性的肯定，使得它拥有强大的震憾人心的精神力量。张承志的《心灵史》不仅写了宗教本身，也深深的表达了自己精神上的顿悟与震憾。作者以一个虔诚的教徒的身分，向我们展示了哲合忍耶对精神对信仰的坚守，同时，更以文学的语言、历史宗教的题裁，史诗性的笔法，揭示了一种宗教在中国这样一个封建文化与封建统治都极为强大的国家中，艰难生存的过程。
　　尽管《心灵史》是一部关于哲合忍耶的史诗巨作，但是通过它，我们却可以更深地挖掘宗教信仰在中国的处境，宗教的受难性也因为中国这个特殊的大环境程现出自己的特点。在此我们将以哲合忍耶为主要引证的对象，以《心灵史》展现的历史现象为主要的背景，进行更为深入的阐述。
　　任何一种宗教的产生最初时期都是与苦难联结在一起的，基督教、佛教无不是创教人深入苦难的结晶，同时一种宗教的发展也是与苦难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一种信仰为了消除自己异端的身分，必然长久地受到旧有文化的压制，同时也经历自身的分裂、聚合的痛苦，所有的这些正是在为获取一种存在的合理、合法性，哲合忍耶也是这样。
　　在中国，宗教的这种受难性更加明确的表现出来，也许有人会以佛教为例来反驳这种观点，以证明中国历来对外来宗教保持一种宽大的胸襟。但是众所周知，汉文化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对外来宗教也许它很少与之针锋相对的对抗，然而从结果上可以看出，外来宗教与文化被同化的命运基本上是不可改变的，可以说，被同化了的佛教已经失去了自我，已被纳入儒家思想的思维方式中，严格地说，它不再是一种精神的信仰，更像是精神上的自我麻醉。这一点，张承志也做过一定的阐述。真正的信仰不是这种温和的态度，它到任何时候都坚持自己的独立性与创造性，尽管会被视为异端受尽苦难，但人们也会因为精神上强大的支撑与归宿，而感到满足。
　　所以，外来文化到中国首先遭遇到的便是处于强势地位的中国儒道文化的冲击。儒道文化可说是中国文化的基础，一直以来这种文化追寻的都是一种和谐的”天人合一”的境界，这种境界既是一种生活上的安定平和，又是一种心灵上的闲适、触变不惊，或者说，这也是由”中庸”、”无为”的思想所影响的结果。然而，对于一种严肃的宗教信仰来说，它所追求的境界绝不是这种精神无所事事、悠哉悠哉的状态。每一种宗教信仰几乎都具有一定的极端性、非理性，同时，也正是这种各自独特的极端性使不同的宗教有着自自不同的魅力。宗教信仰于它的教众来说，是一种神圣的极端的追求，是不可逆转的生活信念，生活也因为有了这样一种信念而变得不再平庸卑贱，在这一点上，就是与儒道文化截然不同的。
　　哲合忍耶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化环境中生存的，汉文化对它的拷验是巨大的，伊斯兰的穆斯林在进入中国后，经历了失去自己的故乡、语言之后，对宗教信仰的核心追求的坚守成为他们认定自身的最后一个工具。同样，哲合忍耶如果真正的在大西北存在，就必然坚守它自己的精神的追求。这种坚守是极其艰苦的，多斯达尼在强大的文化磁场中，必然会沦为受人排挤恶意攻击的异端，而这将是一切苦难的开始。然而，当我们再次思考异端这个词时，也不禁会发现，其实，异端更像是对一种外来宗教的赞扬，因为，当人们发现它的特殊性，并被这种特殊性吸了注意力时，就已经承认了这种信仰的存在，那么类似于哲合忍耶的所有惨淡经验的宗教事业，要的不正是一种存在吗！！
　　中国强大的封建统治是世界闻名的，这也是封建制度得以存在千年的原因，到了清朝,这种封建的专制集权可谓发展到了极致。当传统文化的力量不足以彻底的消灭这一文化、宗教、民间势力时，政权的作用就完整的体现出来，承着儒家的血脉，”大一统”成为中国封建政治的重要的指导思想，中国的封建政权也无不是这一思想的体现形式。清朝的统治者在追求着政治、经济、思想上的统一，因为唯有这样，才能使坐在龙椅上的皇帝有一丝安全感。然而，当政治经济的一统初步完成后，统治者仍关心着自己统治范围内的任何风吹草动，他当然不会乎视具有极强煸动性的民间宗教思想。这种对民间思想的严格的审查正是宗教面临的第二个严峻的现实。
　　对于哲合忍耶的教众多斯达尼来说，只有真主才是他们真正崇敬的，只有穆勒什德才是他们真正的统治者，而他们也只听从穆勒什德的口唤，他们崇拜的神性，同时漠视权威，这对于每日为江山社稷忧心忡忡的清朝统治者来说，该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信号。在统治者眼中他才是天下唯一的神，任何在臣民心中超越他们权威的人和事都是不能存在的。所以当哲合忍耶第一次显示出自己坚强的信仰时，统治者就已经下定决心消灭这个狂热的义无反顾的民间力量。这种血腥的剿杀是残酷的，张承志在《心灵史》中向我们展示了血的历史，没有什么比历史对泯灭人性惨无人道的统治者的控诉更直接更真实了。
　　苦难犹如一棵现实中生长起来的大树，而宗教则是这棵树上的一颗硕大而美丽的果实，虽不能解决人们真正的体肤之苦，但是给人希望与安慰。宗教产生于苦难，苦难也成就了宗教，同时，宗教也在制造苦难，被创造出的苦难使信仰完满。哲合忍耶能在贫瘠恶劣的大西北扎根不是偶然的，在这里，人们面对的是黄土、荒山、水源短缺，生存环境的严酷让”生”对于人们来说变成一种煎熬，生存在这样的环境中，本身就是一种受难，而且是没有目地也没有尽头的受难。这时，哲合忍耶的进入，无疑为苦难中的人们带来了承担苦难的希望与动力，当人们干枯的心灵得到关注时，物质上的贫乏也就变得可以忍受。这样，我们也自然可以理解，生活在最底层的人民，为什么会为一个人而牺牲，地位的不平等让他们对权威天生就有一种排斥感，在面对权威的挑畔时，自然反抗是第一要义。
　　在文化与军事的双重压制下生存下来是需要坚强的意志强大的生命力的，但是哲合忍耶做到了，尽管他们的力量很弱小，但毕竟是在血的洗礼中不断的延续不断的成长。然而，对于一切选择在中国扎根的宗教来说，它们真正面临的危机也许不是我以上所讲到的这些，我想真正的危机仍旧是国民性。这里，我想以《心灵史》中花寺派与清政府的勾结为例，在这一事件中，中国民众思想的惰性与人格的奴性表露无余，一般的宗教战争演变成一场在民间与政府勾结下的暴动，而这种局面却是由血脉相联的花寺派与腐败凶残的政府共同创造的。
　　其次我想说的是，中国人并不习惯信仰，这一特点已在民众中较完整地体现了出来，人们更习惯于迷信于某种事物某种传统某个人，因为这样，可以为自己的心灵及精神的不思进取找到合理的借口，这种习惯更合适于人们追求平和或者说是平庸的生活状态。然而，真正的信仰，是不允许这样的，精神与肉体的双重受难会折磨一个人，让他时刻做一个警醒的人，糊涂不得。这也就是为什么基督徒要背负沉重的十字架，哲合忍耶在刻意地追求束海依达的殉教之路。国民并不因为它们所散发出的强大的精神力量而感到震憾，中国人害怕这种具有极端色彩的信仰，庸庸碌碌地饱食终日让他们感到安全。
　　我想这才是一个宗教所面临的真正的苦难，它的教义得不到正确的理解与传播，它的信徒只能成为这个国家文化中的一种边缘，它的延续只局限在少数蒙荒的地区，传教之路，对于它是那样的漫长而使人感到无力且无望。然而，我们也应该相信信仰的力量，当人们拥有科学的世界观用以观察世界时，也最终会关注人的内心。
　　《心灵史》给人的震憾是无尽的，受难的宗教给人的震憾是无尽的，宗教信仰是漂泊在苦难之海上的一叶小舟，虽不是包罗万物的诺亚方舟，但是总还是心灵的一个栖身之所。宗教本身的苦难让宗教更具神性，而宗教给人所带来的苦难，会让信仰更加坚定。宗教为存在而受难，个人为信仰而受难，都是崇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