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拉普他的先知

　　　　　　　　　　　　　　　　　　　　　　　　　　　　相似的你我
　　现在让我用一个比喻来说明我们天性能够明白或糊涂到什么程度：——看哪，有许多人住在一个地下的地洞里，这个洞有一个通光线的小口一直通到洞穴里边面去；他们从小就住在里面；他们的腿和脖子都被琐着，所以他们不能动；他们背后有一堆火在远处熊熊地燃烧着，在火和这些囚犯之间有一条高高的通道；如果你看过去的话，你就会沿着这条通道筑有一座低墙，好象是演木偶戏的人在他们的面前摆设的一块幕，要在这快幕上表演傀儡。
——柏拉图的洞喻《理想国》
　　柏拉图，这个伟大的智者秉承了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为真理而献身的遗志，告戒要向他学习哲学的真理的弟子们，“灵魂就象眼睛一样：当它注视被真理和存在所照耀的东西时，便能看见它们，了解它们，并且闪灼着理智的光芒；但是当它转过去看那变幻无常的朦胧时，这时候它就只能有意见并且还闪烁不定，先有这样一个意见，然后又有那样一个意见，仿佛没有理智的样子……”，所以我们无能如何不能转过头去回望那闪烁不定的朦胧——如若真那样回望了，我们就丧失了理智，是对真理的大不敬。不对真理恭恭敬敬地鞠躬，不渴望阳光下可见的必然性的存在真理，那我们就是从小就住在里面，腿和脖子都被琐着，所以我们非但永远不能动，而且我们看见的永远只是我们的影子罢了。
　　古往今来，继承希腊传统的哲学家们，也就是柏拉图那些恭敬的弟子们再也不敢去回望那黑暗中的朦胧——这朦胧就象是美杜沙的头，谁要是不听劝告，对她那狰狞可怖的头多看一眼，马上他就会失去知觉成为一块无意识的石头。根据这位处在欧洲哲学源头的伟大先知的意见，我们所处的世界只是那个我们看不见也摸不到的真实世界的幻影，不仅无生命的自然界，就连我们人类本身也是根据这个更高级的“理念”世界创生的。所以，我们只是这个伟大的宇宙链条中的一个环节罢了，并且我们要对这个伟大的环节抱以崇高的敬畏。“不要欢笑，不要哭泣，不要诅咒”，这是他的忠实弟子笛卡儿一再告戒我们的。在伟大的理性——也就是宇宙之所以产生的那个因素面前，我们的任务就是老老实实地做理性的奴隶，假如我们不乐意，那么我们就是被捆在地洞里的，不知晓善恶愚人。伟大的先知似乎不愿意为我们的可怜境域考虑一下，作为一个个体的人，我们无论如何是不能避开死亡与痛苦的，而在死亡与痛苦面前，伟大的理性能帮我们什么呢？或许第一次我们能做到不哭，不笑，不诅咒，但人难道真的要活在这不可知的伟大理性的统治之下？偏偏就有些人不听柏拉图苦口婆心的劝告，非但望了美杜沙的头，而且简直入迷。
　　在斯威夫特的小说《格列佛游记》讲述来这么一个希奇古怪的故事。当格列佛的船只遇难沉没，他被获救带上岛屿时，他发现了该岛的居民的古怪长相是他有生以来从未见过的。他们的两只眼睛不是集中注视前面的人和物，而是一只朝上，好象永远在向天空索求什么；另一只眼睛则向内深深凹陷，作空洞茫然的内省装。他们的衣着上也装饰着日月星辰以及各式各样的乐器的图案。
这个拉普他是斯威夫特根据柏拉图的理想国设计的一个完全合乎理性的世界。拉普他人富于理智，但可悲的确实他们不能有一般人所具有的痛苦、欢乐、愤怒，正如笛卡儿所说的，他们都是在听从了理性劝告的人，在理性面前决不发表任何意见，心甘情愿地做理性的奴才！他们出入社交圈，必须由一名侍童陪伴，手持一根装满卵石或豌豆的带囊的手杖；当他同另一个拉普他人交谈的时候，侍童就根据情况用手杖拍拍主人的嘴或耳朵，带囊就咯咯作响指示什么时候该他说什么话，什么时候又该听人家的讲。关于拉普他的情况，我就大致介绍到这了，可是在这个理性的世界出了一件天大的怪事，是不得不为我们所注意的。当格列佛抵达王国不久，却发生了一件震动朝野的天大丑闻：首相的妻子私奔了，并且还是跑到下面的陆地上和一个年老的跟班厮混去了。
　　这位可敬的逃离拉普他的女士宁愿和那个丑陋、熏酒的男人在一起，也不愿呆在那个完全合乎理性的拉普他。起码，在她看来，勾引他私奔的那个男人还是个存在的人，而不是一具只知道唯理性是从的尸体。在他的棍棒、臭熏熏的酒味之下，她也知道了自己并不就是没有生气的理性本身，而是一个活人了。
　　借用斯威夫特这个著名的故事的意思很清楚，在理性之下做人的首要条件是丧失自己的存在，把自己和理性等同到一起，那么我们就获得了作为一个理性的人的资格。这不仅是柏拉图教育我们的，而且也是近代西方的所有体系哲学家们孜孜不倦地教诲我们的一个课题。但是，我们终于在这本16世纪出版的书里见到了一个榜样，要存在本身，而不要理性。如若柏拉图在世，他定会和拉普他人一起为这个不贞的女子而愤怒。
　　但是柏拉图的愤怒丝毫也不能阻止人对理性的反抗。
　　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这些让柏拉图怒不可遏的“人”之中的一个。他对柏拉图好心劝告也怒不可遏，《地下室手记》就是他的反抗洞喻的挑战。W·考夫曼把《地下室手记》看成是存在主义的最好序言，不仅是“它的声音无可再尖锐，他的光线无可更耀眼”，它不是完全的困惑于物质环境的写实主义（自然主义）和畅发情怀、无所拘束的浪漫主义，而是一种在欧洲文学中和哲学中从未见到的声音。从《地下室手记》开始，似乎已经具备了后来所有那些被规划为存在主义哲学的命题。尼采或许是第一个发现这本小说重要意义的人，他称之为“一段真正的音乐，一段非常异常的、非日耳曼的音乐”。尼采是西方近代反传统哲学家的第一人，他如此欣赏这本书必然和他本人的思想有一定的契合。（作者小注：俄国著名著名哲学家舍斯托夫曾经比较过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的异同，他指出了以下几点：
　　1 拉斯科利尼科夫的思想在《罪与罚》写成之前，除了他的塑造者之外，谁也没有想到过，这也就是说，应该把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是尼采“超人”思想的先驱。
　　2 舍斯托夫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虽则一直让他主人公处于争辩之中，但实际上他是站在他的主人公一边的，也就是说他是站在拉斯科利尼科夫、斯塔夫罗金、基里洛夫一边的。
　　3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是和尼采的思想相互呼应的。
舍斯托夫的这些论调是不和情理的，“超人”一词在德国的狂飙运动中就出现了，而且我们也可以在歌德的《浮士德》的第二部中，发现类似尼采超人思想的成分。
　　陀思妥耶夫斯基站在他的恶魔般的主人公一边，这是最无根据的论断。从他的创作意图来看，《罪与罚》是反对当代青年的激进主义，而《群魔》对这种声调的批评尤甚。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创作中出现的某些思想和尼采相互呼应，那确实是不争的事实，这一点，舍斯托夫四完全正确的。但不能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归属于尼采那一类认为，正如不能把圣·托马斯的思想中有亚里士多德的成分而把后者也归属于前者那样，这样一个分类显得十分愚蠢。）
　　过《地下室手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地位自从二十世纪以来变得越来越重要，某些西方文艺理论家（第一人发掘这本小说的价值的是俄罗斯的思想家列夫·舍斯托夫）甚至将《地下室手记》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有巨著的基石。俄裔著名作家纳博科夫认为“从主题、模式以及语调上这部小说最能代表陀思妥耶夫斯基”，而安德列·纪德的评价则更高：“我认为《地下室手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生涯的顶峰，我把这本书当作他全部作品的拱顶之石（我不是唯一这样认为的人——纪德原话）”。无论是从文本上来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纳博科夫，还是从作家所有创作的整体意义中发掘价值的安德列·纪德，抑或是把它近代存在主义思想史的起点来考察的考夫曼，都把可能的最高评价给予《地下室手记》。基于此，回避《地下室手记》也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更无从谈他后来那些思想体系更加复杂的小说。
　《地下室手记》发表于一八留四年，小说分成上下两部，下部的长度差不多是前一部的一倍，而引起世人瞩目的恰恰是这只有十一章的前半部。这十一章也不能称为传统意义上的小说，任何传统小说的叙事逻辑在这里全部归于失败。这是世界文学史上史无前例的一次尝试，也很可能也是小说史上一次最伟大的创新，在二十世纪见出一大批的“地下室”风格的小说，无一例外都发扬了这一风格。
　　那么，先让我从文本入手，介绍这一小说：
“我是一个有病的人……我是一个心怀恶意的人。”
　　用心理独白的方式开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多中篇的常用方式，但不同于以往的是，这一次独白者既不是孤独者（《白夜》），也不是杀人犯（《温顺的女性》），而是一个在精神上明显陷于分裂、变态的人物。
　　他似乎在神智错乱的情况下下了这个结论后，他又马上翻案了：
“刚才当我说我是心怀恶意的公务员，我是在说谎。我说话是由于恶意。”
　　这叙事错乱的第一章中，我们马上可以见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小说语言的风格：混乱、非传统逻辑性的叙事方式，内心独白滔滔而来，前后逻辑的矛盾——换句话说就是“心理断层”。
“我不仅不能变成恶意的人，我根本不知道如何变成任何一种东西。……我不懂如何恶意，不懂如何仁慈；不懂如何变成无赖，也不懂如何去做一个老实人；不懂如何成为英雄，又不懂如何做虫豸。”
　　这是小说开篇的第一节，其中在短短的两页之中，他对这个我们看似无关紧要的问题反复絮叨。他就以这种喘不过气来、歇斯底里的想要向人述说他在地下室四十年的愤怒开始向我们展开他的责难和愤怒，终于，他累了，“……好，让我喘一口气……”。
这第一节的基调已经奠定了他整部小说的基调。在上一部中，语言上的断层现象不胜枚举。这本小说的上一部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之下进行的，让读者觉得有些反感，但又说不出反感的所以然来，传统小说叙事逻辑的破裂使习惯性阅读被毫不留情地打断。纳博科夫甚至认为，“小说的第一部分（那十一个短短的章节）的意义，不在于陈述了什么，而更重要的是陈述的格调。格调反映其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希望，通过一个神经质的，愤怒的，沮丧的，极为不幸的人的格调及其习用语句在混乱的自述中准确地反映其人。”（158）纳博科夫指出了这种奇特风格的用心何在，丝毫没有看到小说本身蕴涵的思想力是十分可惜的。小说的第二部，主要叙述了地下室主人对一个可怜的孤女无情戏弄的故事，这里又回到了传统小说的原路上来了。格罗斯曼敏锐地发觉，《地下室手记》上下部的不统一蕴涵了诗学中的音乐对话原则。这一原则后备被巴赫金发扬光大，用以解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原则，这就是复调原则。（加……）
　　简短地对小说本身叙事风格的分析，我们发现了小说中反传统小说的倾向，让我们把目光集中到小说的思想本身。看看这个急着要表达他那些急迫意见的地下室人究竟要说些什么，又切实地说了什么！我们很难在他那混乱的独白之中找到一些正面的线索，他总是在说啊说，却毫不顾及语言的逻辑和流畅，他自称是一个有病的人，却不给我们丝毫的理由来说明他是有病的，我们只能从他那紊乱的独白中去寻找这第一个、或许也是他唯一提供给我们的线索，他为什么自称是有病的人！
　　在第二节里，他又出惊人之语，“我有很重的自尊心，多疑而易于触怒，象驼子和侏儒一样。然而，确实在某种时刻，当我被人家掴在脸上，我感到强烈的乐趣。”关键就在他一个又一个的转折之上，他似乎在说一些于常理根本不相容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什么呢？
　　第三节中，他的愤恨一如往常，“我要继续冷静地讨论那些神经健朗、不懂精致乐趣的人。这些先生们在某些场合虽然能象公牛一样大吼大叫——而这个，让我们设想，给他们带来了很的啊的信誉——然而，如我已经说过，当他们遇上无法通过的事情，却立刻收卷尾巴。无法通过的意思就是石头墙！什么样的石头墙？当然是自然规律，是自然科学的演绎，是数学。譬如说，当他们象你们证明了你是猴子的后代，那么，发脾气是没有用的，你只能把它当作事实接受。当他们向你证明了事实上你身上的一滴油要比你同伴的十万滴还贵重，而这个结论是一切所谓道德、责任以及诸如此类的偏见幻想等等的最终解释权时，那么，你只能接受，这是毫无办法的，因为二加二得四是数学定律。不然你反驳试试看。”这个不顾一切的地下室人却开始对这堵不闻不问的石头墙讨伐了，他放弃恶劣神经的健朗和精致的乐趣，开始诅咒这从亚里士多德为它正名的，以来谁也不敢讨伐的石头墙。
　“我的老天！但是当我为了某种理由不喜欢这些事情以及二加二得四的时候，我管它什么自然规律和数学律。当然，如果我确实力量不够，我是不能用的头把它撞倒的，但我并不是因为它是一堵石头墙而我自己又没有力量把它撞倒就与它妥协了。”
他公然要和自然规律和数学规律作对，那毕达哥拉斯学派，以至于整个西方的传统信仰作对。不再听从柏拉图那好心好意的劝告，而要用他的头去撞那不可劝说的石头墙，即使撞不倒他，他也不妥协！这就是他自称他是一个有病的人的理由！无论如何，他在神经健朗的人眼中，他都是一个有病的人。理解了这个生活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人的主要意图之后，我们似乎可以沿着他的思路把他的独白阅读下去了——并且，这也不能算做是完全的独白，他还时刻以怒不可遏的口吻一再向我们重复他的立场。接下去，他一一要攻击的就是正常人的理智行为。由于他的言论过于紊乱，我必须一节一节地来分析这位恶毒的有病的人所要攻击的要点所在。
第四、五第节，他攻击的是文明人的自欺，他的理由是牙痛和生活中的伪善。并且他堂尔皇之地告诉我们，在自欺中有快感，以为假装的牙痛可以让别人寝食难安。他似乎想以此点来攻击整个人类生活的虚伪性，构筑人类大厦的东西在他的恶意攻击之下似乎都不能成立。他一次又一次地自欺——并且在他清楚地知道自欺的情况下，并且试图以虚假的感情填充生活的空白。
　　第六节中，他试图给自己打上一个标签，以此来证实他存在的意义，他认为，当一个人被贴上标签的时候，心情就会异常松畅起来，并会以此洋洋自得。这番攻击看来又是他的一次恶意的嘲弄。
　　以上三节中，他无地鞭挞了人类生活的伪善、自欺，并且以给自己贴上一个安全的标签为乐，在标签名义下幸福地死去。
攻击完了人类生活情感的正义性之后，他开始挞伐所谓的合理的人类利益，他发难道，他断然否定了人类社会是在合理的利益的名义之下前进的，并且斥责道：
　　“第一，这整个数千年，有没有一个时期人类仅由自己的利益行事呢？上百万的事实说明了人有意识地，即是说，完完全全了解自己的真正利益，却把它丢在背后，急急忙忙冲向另一条道路，去迎接危险与毁灭——不是被任何人任何事物所逼迫，而仅仅他厌烦旧路。他顽固地，有意地打开另一条荒谬而困难的道路，几乎是在黑暗中去追寻它。因此，我想，这种顽梗与乖僻恐怕要比任何利益更使他高兴……利益！”
　　我们知道，确实有一种经济学告诉我们，人类历史的前进应该是在利益的名义之下进行的，下层的经济集团对高层经济集团产生不满的时候，所谓革命的暴力必将成为历史的决定。地下室人以人类鲜血的名义断然否定了这种历史进化论。而这本小说的创作背景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俄国化的经济决定论正风行一时，地下室人却认为这样的进步不符合人类的本性，当然，这在当时是一种异端的声音——或许，如今也是异端！在打倒了经济学的历史前进论之后，他把矛头指向了进步就是文明的论调，他反对伯克所谓的文明能教育、感化人的功能，他“以伯克生活的整个十九世纪做例子；以拿破仑做例子——这位现在活着的大帝；以北美做例子——这永恒的联邦；以席勒斯威克—霍斯丁的闹剧（指奥匈帝国和日尔曼对丹麦的战争）做例子”，诘问“究竟文化在什么地方使我们温柔了？”没有，“文化替人类获得的唯一东西乃是感觉的繁复性有了更多的含量——绝无其他。”感觉的繁复性在地下室人的意义中是独特的，他特指感觉更加敏锐化而不是文明的提高，他理由是人类杀人方式的转变，现代人杀人是以一种更细致、更卑下而不是古代人在某种意义上为了正义而杀人。
　　他的攻击并没有就此止步，他转而对理性主义者构筑的那个合理并且攻而不破的“水晶宫”撞去。这里的声音以后将是伊万抗拒世界和谐的声音，虽然在表达方式上远不及伊万有力。他也毫不忧郁地跟从了斯威夫特那位逃离拉普他的首相夫人，抗拒数学理性在二加二等于四的基础上建立的未来和谐。他尖锐得喊出：
　　“先生们，我们何不把这些展览统统踢翻，把理性撕碎，把对数表丢到地狱里去，以便让我们重新按照我们甜甜蜜蜜的意志生活！”
　　这是对拉普他那位可敬的女士的呼吁的响应。在第七节的末尾，他做出结论：“人所需要的仅是独立的选择，不论为这种独立付出何等代价，亦不论这种独立会把他导向何种方向。不过，当然，什么是选择，只有鬼知道。”这个主题回旋到第八节中，就是地下室人高声宣布意志自由的声音，他又一次顽固地嘲弄了数学理性和正常利益。
　　他的任性还没终结，以至在第九节中，宣称人热爱痛苦，痛苦是一切意识的根源——这个对人的结论已经预示了宗教大法官中的基本论调。在第九节中，出现的反抗蚂蚁窝的声调和后一节中出现的反抗水晶宫的声调基本上是一致的，但这两个陀思妥耶夫斯基专有的概念必须加以区分。
　　“蚂蚁窝”和“水晶宫”的提法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建制的形容，水晶宫是人类在数学理性和科技的基础上建造的人类生活大厦——我们不妨回想一下作家年轻时傅立叶信徒的身份，而傅立叶告诉他的就是以后人类将要生活在一个充满安宁、愉悦的幸福大厦之中，这个形容确实合乎傅立叶的未来构想；蚂蚁窝是指在类的基础上的联合，在蚂蚁窝中，排除了个性的因素，也就是无个性的人的联合体，这个联合体建立的基础是人人都有无差别的本能——这里的蚂蚁窝也就是宗教大法官中所设计的那个社会蓝图的原型。
　　第九、十两节一再出现的向未来合理社会吐舌头乖谬举止并非毫无理由，历史部分验证了他是对的。
　　第十一节是地下室人的结束语，在此不做多分析。
　　把《地下室手记》的每一节切割开来分析是一件很残忍的行为，对一件艺术品打碎之后再拿她的碎片来供欣赏，确乎不可取。但我认为，这个小说不仅要每节加以分析，而且要每段加以详细地讨论，在这个小说中出现的主题将不断地出现在他以后的所有惶惶巨著之中，尤其是他与《宗教大法官》这个难解的寓言前后呼应。
　　陀思妥耶夫斯基被近代西方世界推崇。一个巨大的原因就是西方存在主义思潮兴起后，存在主义哲学家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尤其是《地下室手记》）里看到了这种生存于荒谬的困境中的人类原型。
　　《少年》主人公阿尔卡奇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地洞！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生存的困境主要还是来自于对于感性世界的认识，但是他已经通过小说的形式开始积极地思考起这种来自人与社会的生存困境来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存在主义与他的西伯利亚苦役不无联系。监狱中的生存困境和现代人的生存困境极其相似。物质文明的进步给人类最大的冲击就是生存范围的无限扩大而哲学思考的形而上的神秘性日渐没落。同时，人类又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在生存空间扩大的时候，自身的局限性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拓宽。科学的强势语言以其现实真理性向宗教信仰进行了不懈的攻击。在《卡拉马左夫兄弟》里，一个神甫痛心疾首地说道：
　　世间的科学集结成一股巨大的力量，特别是在最近一个世纪以来，把《圣经》里遗留下来的一切天国的事物分析得清清楚楚，经过这个世界的学者的残酷分析之后，以前的一切神圣的东西全都一扫而光！
　　这是近代西方启蒙理性主义所要攻克的最后一个堡垒，并且把一切都建筑在合乎理性的原则之上——也就是水晶宫。假如科学驳倒了上帝，那么上帝所规定的那些既定的存在价值也就不存在了。这就是伊万为什么要说：没有了上帝，人类就可以无所不可了！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怀疑是战战兢兢的，这个虔诚的基督徒没有勇气否定上帝不存在，而是处处为上帝的存在进行辩护。而正是在这战战兢兢的两难处境的恐惧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人开始诅咒数学理性所要创生的那个新世纪的合理。
　　而《地下室手记》所表现的那些命题：恐惧、自欺、对理性的憎恨……都将一一被后来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们所继承并发扬光大。
　　确如考夫曼所说，存在主义的精彩思想不是表现在哲学领域，而是表现在文学领域，最具有代表性的几个人物加缪，萨特，卡夫卡的小说都是在着力描述人类生存环境的荒谬与非正义性。当然，最早也最最为强劲的一个代表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个自称有病的主角。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主人躲进了地洞，选择的是逃避！但是地下室人躲在他阴暗的地洞里思考的那些关于生存的问题还是没有上帝。陀思妥耶夫斯基躲在上帝的背影里思考存在的荒谬性。他没有怀疑过人与人之间存在的巨大矛盾，在他的后期，他一贯从他的“神圣罗斯——第三罗马”这一思想出发，致力于一个普世和谐的黄金时代，他否定了没有上帝后的个人存在的意义——伊万的最后的狂迷、群魔的覆灭、杀人者斯乜尔加科夫的自杀都是作家本人对挑战上帝权威的人的惩罚。这一点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生存的地洞意识的否定和现代唯物主义存在主义形成了根本的对立，确在他的本国产生了无比巨大的影响。后来的罗赞洛夫、别尔加耶夫、舍斯托夫等一大批俄罗斯的宗教哲学家都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为战场，各自寻求其思想支柱，且对欧洲的存在主义思潮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以加缪和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哲学是在西方世界已经没有了思想上的上帝，而且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在混乱和疲惫不堪的状态下产生的。现代西方存在主义的根本思想是否定一切既定价值，对一切价值的存在都不承认。具体地主要表现在否定人与人之间的统一性上，因而萨特在他的剧本里通过一个人物的口说出了“他人即地狱”这一极端自我孤立的思想。
　　把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一个存在主义者，那是存在主义的一相情愿，陀思妥耶夫斯基仍然只是上帝的一个忠实的仆人。他一生的努力不是否定人存在的荒谬与无意义，而是肯定人了必须生存在上帝理想之下。
　　不得不承认的确是，这位可敬的先知已不再相信启蒙主义的美好蓝图，他和拉普他的首相夫人一起逃离了柏拉图设计、后人发扬光大的理想国，以人的本性低劣的名义拒绝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人的思想留给我们思考的空间十分广泛。我们到底要听谁的话？是柏拉图—牛顿—黑格尔的理性还是地下室人人的话？这也是在《地下室手记》出版前四年就已长眠在他那著名的墓志铭“这个个人”的克尔凯廓尔的困惑——非此即彼！
注：本文参考了巴蕾特所著《非理性的人》一书，拉普他此语亦来源于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