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治易学

汪学群

　　王夫之（1619—1692）是清初著名思想家。他晚年为其新筑草庐“观生居”自题堂联，有“六经责我开生面”一句。此一语，既是他经学思想特色的高度概括，也道出其治《周易》的精神和宗旨。他治《周易》与象数家不同，不囿于烦琐的图书象数，而着力于抉发经中的义理，结合时代阐释《周易》的微言大义，创建了别开生面的易学。

　　第一，务实求真。晚明心学掀起蹈虚空疏的学风，王夫之认为此种学风误国误学，究其根源，归于佛老。道家以为自无而有，佛教以为虚而非实，妄而非真。王夫之治《易》务实求真，从客观实际出发说明天地自然的本性，其批判矛头直指佛老，主张非无而有，非虚而实，非妄而真，提出了“两间之有”（《周易外传》卷七）、“天下惟器”（《周易外传》卷五）的实有思想。他关于“宇宙者，积而成乎久大也”（《思问录内篇》）的命题，则深化了对实有思想的认识。它表明事物皆为不依人的主观意识而客观存在，即实有。因此可以说，天地万物的实有是广袤性与恒常性的统一。他的务实求真的主张，既是对张载以来气论的继承与发展，也与清初务实求真的学风相联。

　　第二，和谐变易。和谐变易是《周易》的核心问题之一。王夫之认为，自然界不是杂乱无章的堆积，而是一个和谐有机整体。在这一和谐整体中，不仅同一事物内部，而且不同事物之间，“不可强同而不相悖害”（《周易内传》卷五上），均彼此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相济相协存在一起。他又认为，自然界总是处在不断的变化中，其变化既有恒常的一面，也有变幻莫测的一面，由此呈现出复杂性。同时，变化不仅限于量的累积，也有性质的变化，表现为“推陈出新”（《周易外传》卷二）、“日新而富有”（《周易内传》卷六上）的发展过程。他的和谐变易思想，既是对易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也有其现实的社会基础。和谐的观点是对清廷民族高压政策的一种理论批判，而其变易观则反映明清鼎革的社会现实。

　　第三，平等自由。王夫之从人道与天道关系出发，探讨了平等自由问题。他关于“自然者天地，主持者人，人者天地之心”（《周易外传》卷二），“延天以佑人”（《周易外传》卷五）等思想，强调人利用并改造自然的主体能动性，因此而超拔于众生之上，创造了自己的世界。对于人性，他从天人合一角度，提出“成之而后性存焉，继之而后善著焉”（《周易外传》卷五）的“继善成性”观点。天是善的，人由天生，其性原发也善，在这个意义上人都是平等的。不善是因为人受到后天气质等因素的影响。要恢复已有的善性，只有“尽心”、“尽性”、“扩充”，通过内省的方式，继承、挖掘被蒙蔽的善性，这是一种自由。人性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塑的，“夫性者生理也，日生则日成”（《尚书引义》卷三），通过自我的不断完善而不断发展。在理欲上，他肯定“理与欲皆自然”（《张子正蒙注》卷三）、“天下之公欲，即理也”（《张子正蒙注》卷四），但反对纵欲，把欲纳入理的轨道。他对性与天道的研究，突出了人性上的平等与自由，这与明清之际市民阶层的兴起，在政治、经济、思想上追求自由平等是一致的。

　　第四，贞生贞死。王夫之治《易》重视人生修养，涉及吉凶祸福、义利、生死等问题，他认为，《周易》不单纯问吉凶，非占问个人的祸福，而是把吉凶祸福纳入到得失、善恶中，教人通晓得失善恶之理。对于生死，他认为“死不足忧而生不罔”（《张子正蒙注》卷首），提出“贞生贞死”（《读通鉴论》卷三）的主张。贞生尤重视精神人生，不以物累，要洒脱，因此，他十分重视道德建设，强调反身修己，由修己达于成己。他探讨了道德及人伦关系，道德包括仁、义、礼、智、信，其中仁为体，其他为用；智为知，其他为行，强调本末、知行统一，尤重行。王夫之一生虽遭遇吉凶祸福，但不为利益所动，仍以追求道义为指归，对待生死更为坦然，表现出一种豁达的胸襟和视死如归的风骨。而倡导道德人伦的建设，可以说是对晚明以来世风日下的一种批判。

　　第五，通经致用。王夫之生当明清之际，深感王学末流，窃佛老之旨，游心于虚无，而招致亡国之祸，因此治《易》反对空谈，表现为解释社会现实问题。他肯定《周易》自产生起就是一部经世致用之书，为统治者安邦治国所用。在他看来，社会分为不同阶层，各阶层应自司其职，对社会稳定至关重要。他认为，治理国家不外乎仁政与法制，对民实施仁政，重在教化，以仁来服人心，依法来规范社会，仁政与法制相辅相成，才能有效地安邦济世。他治《易》喜引史证《易》，所引以古代政事为主，有以古喻今之义，因此，引史证《易》具有浓厚的经世致用色彩。他也深知易理有常有变，发挥《周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思想，把常变观运用于社会，使之与因革联系起来，系统地阐述社会的常变与因革思想。明末以来的社会动荡，至明清更迭，达到极点。历史急剧变迁，使整个社会陷入空前危机中，于是自明万历末叶兴起的经世思潮，至清初空前高涨，王夫之治《易》经世，与明清之际经世思潮紧密联系在一起。

　　王夫之的易学核心在于哲理性、批判性、经世性。所谓哲理性就是其解《易》义理深邃，富有思辨色彩；其批判性是不盲从，敢于挑战权威；其经世性则表现为他通过解《易》来关注社会问题，把学《易》与运用《易》结合起来。就其思想而言，可谓集宋易以来之大成，其历史地位不容置疑。但也应看到他的时代局限性，他的思想是在传统的学术思想框架中进行的，必然打上时代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