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者觉仁


　　在近代西方的宗教圣殿中，加尔文无疑拥有至尊无上的显赫地位。几百年来，无数虔诚的信徒追随、仰望、并缅怀着他——这位英勇无畏的宗教改革者、睿智的神学家、圣洁的精神权威、十六世纪中叶日内瓦独一无二的政教领袖！
　　如果不是茨威格，许多真相将在历史的暗角中悄无声息地腐烂并消亡。1936年——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希特勒指挥着他的的坦克轰隆隆地开进奥地利苏台德地区、并一举将其吞并的那一年，奥地利作家茨威格正用他的笔，向历史的黑暗与纵深处刺进：“我们得接受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所谓的历史、这书面上的诸神之殿，其作为本没有道德与不道德之分。它不去惩恶，也不去扬善。因它的基础是强权而非公道。”“我们必得提醒这单单瞩目胜者丰碑的世界，我们这族类真正的英雄，绝非那般通过如山的尸体建立了昙花一现统治的人，倒是那些毫无抵抗能力、被胜利者用强力压迫的人——诚如卡斯特利奥，在他为了精神自由、为了在地球上最终建立人道王国的斗争当中，被加尔文压倒一样。”
　　卡斯特利奥？一个多么陌生的名字！
　　当日内瓦自由的公民们在加尔文宗教极权的淫威下全然俯首称臣的时候，当整个欧洲的新教改革者们正忙着与罗马教廷分廷抗礼、各自缔造属于自己的宗教王国的时候，更当这些旧异端们一旦掌握政权、就纷纷迫不及待地把新的异端送上火刑柱的时候，卡斯特利奥——一个地位卑微、处境贫寒、却拥有自由思想、独立人格和无与伦比的宽容精神的人文主义者，从他的书桌前缓缓地站起来，与加尔文展开了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抗争。

　　先让我们来看一看，加尔文，这位冷酷独裁的上帝使者，是如何在日内瓦缔造他的尘世王国的。“在日内瓦，根据加尔文的宗教哲学，每个人从本性上便永远向恶而非向善，先天就具有犯罪嫌疑，于是人人必得容忍置身于监督之下。……每时每刻、不分昼夜，都可能响起敲门声，一批‘宗教警察'不容你拒绝，便会宣布进行‘家访'。富人也罢，穷人也罢，权贵也罢，草民也罢，都要服从这些‘风化警察'的盘问。……他们探摸妇女的衣服，看她们裙子是不是太长太短，外衣有没有多余的褶边、危险的开衩。警察会仔细检查发式，不能够太高；会数倒霉的人手上有几枚戒指，看柜里有几双鞋子。他会从卧室走到厨房的桌前，查是否比法定的饭食多了一汤一菜，是否哪里私藏了糖果与果酱。”
　　在这里，茨威格用他细腻生动的笔墨，再一次让我们目睹了对我们而言似曾相识的历史。接下来，我们还会发现，四百年前日内瓦一场人性的丑恶表演，与国人刚刚摆脱的那段梦魇，是怎样的如出一辙。“无数非官方的暗探，自愿加入那般正式任用的密探的活动。只要国家开始实行恐怖统治，自愿告密的有毒植物便会象可厌的莠草般滋生蔓延；一旦原则上容忍甚至渴望告密，其他正派的人们也会受到恐惧的驱使，扮演告密者的角色。单为不被怀疑成‘拒绝上帝，投身魔鬼，'加尔文独裁统治时的每个日内瓦公民，都会对他的同伴们怀疑睨视。‘恐惧的狂热'促使他们争相告密，惟恐落后。过了几年，宗教法庭已经能够废止官方的监督，因为所有的公民都自愿地甘受控制。这无情的告密浪潮日夜奔流，推动着宗教法庭的精神磨臼飞转不停。”
　　茨威格并非精英主义者，可一旦直面真实的历史，他便不得不感到，正是庸众们与独裁者“义无反顾”地联手，才“成功”地为自身造就了无边的苦难。“事实上，人们太嫌怠惰，面对着晦涩难解的谜团和生命强加的责任，多半便渴望着由明确而普遍有效的秩序造就的机械世界，好免除他们的思考之劳。象这样……对救主的渴望便为大行其道的先知们打开了门户，于是那个装备了强悍思想的男人或女人断然宣称，他，而且惟有他，发现了簇新真确的法则，而芸芸众生将信心十足地接受这第n个救主的教诲……成千上万的人仿佛魔咒加身，准备着举手投降，听任人家蹂躏自己，强暴自己。自由，仿佛昨天还是最大的美事、最高的乐趣，可为这先知的缘故，他们抛弃掉自由，毫不抵抗地追随着领袖，充满着塔西陀所谓‘甘受奴役'的热望。于是在整个历史当中，人民只因为渴望着安定团结，竟甘愿把脖子伸进轭里，而且对那给他们枷锁加身的手，他们还要亲上几口哩。”
　　正是基于这样的人性，无数加尔文式的暴政，才得以在人类社会中屡试不爽地践踏生命、强奸历史。“加尔文统治的最初五年，这人口不多的城市，便绞死十三人，斩首十人，烧死三十五人，七十六人被赶出家门……监狱大为爆满，竟至于典狱长要通知行政官，再没有地方容纳更多的犯人。”

　　于是，当那个叫塞尔维特的医生仍旧不识时务地与加尔文“商榷”《圣经》教义、而最终被文火烤成“一堆漆黑焦糊、令人作呕的团块”后，卡斯特利奥，这个一文不名的穷教师，终于向加尔文发出了令整个欧洲亦为之一颤的讨伐之声：“不该以烧死他人证明我们的信仰，只该为我们的信仰，准备被他人烧死！”
“真理可以耳濡目染，而不能强行灌输。”
“在良心自由反面，国家绝不拥有管辖权。”
“将人活活烧死，绝非捍卫教义，纯属谋害生灵……因生命比任何教义都更其神圣。”
“惟有一件事情，能将人类从这种野蛮当中拯救出来——那便是宗教宽容！”
　　欧洲应该感谢卡斯特利奥，世界应该感谢卡斯特利奥。在那样一个人人自危的恐怖时代，在良心、正义、自由与真理都噤若寒蝉的日子里，仍复挺身而出，预备以生命为柴薪，在人类走向宽容的荆棘之路上，把自己燃亮，烛照人们在黑暗中前行。
　　卡斯特利奥的言说，充满着这种从容赴死的坦然。无疑地，这场力量对比绝对悬殊的战斗的另一方，那个君临一切的加尔文，此刻正不择手段地欲置其于死地。然而，结局出乎加尔文的意料，也出乎我们的意料。卡斯特利奥既没有死于监禁，也没有死于流放，更没有死于火刑。是他绝无仅有的道德勇气终于唤醒了麻木不仁的人们、促使他们因着内心残存的良知而起身捍卫他吗？还是加尔文为卡斯特利奥的宽容精神所打动、到最后一刻放下手中那把血淋淋的屠刀？ 不。一五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因病而逝，终年48岁。一位同情他的朋友说：“天帮忙，算救他逃出了敌人的魔掌。” 整个欧洲同情他的人们，此刻可能都不约而同地在胸前划着十字。他们说：“感谢上帝！”
　　上帝和他善良的子民们，在面对强权与暴力时显得多么的脆弱和无奈呵。万能的上帝此刻把卡斯特利奥正直的灵魂从邪恶的尘世中拯救出来，似乎是他所能做到的唯一明智的选择。基于这样的理由，卡斯特利奥的朋友、同情他的人们、还有茨威格、甚至包括我们，就都要为着这样一个道德勇士的英年早逝而拊掌相庆、欣慰不已。这就是现实。这就是上帝、世界、历史和人类给予“我们这个族类真正的英雄”——卡斯特利奥的回报。
　　卡斯特利奥逝世后仅半年，加尔文的灵魂亦随之被上帝招回。他是否会因其在尘世所造下的一切而遭受上帝公正而严厉的审判？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却看到，不宽容的精神在加尔文的身后依旧血脉绵长。卡斯特利奥的《驳加尔文书》整整沉睡了一百年才得以出版。又过了一些年头，高举“自由、平等、人权”之旗的“法国大革命”爆发。茨威格对它作出了如此的评价：“一个个国家接受了卡斯特利奥的教诲，痛斥对于宗教与哲学观点的迫害。在法国大革命当中，个人权利最终得到了保证。” 茨威格或许是过于乐观了。在这一点上，中世纪的卡斯特利奥甚或比他更为清醒：“在每一时代，暴力总会改换面貌重行出现。”对健忘的人类而言，“将真理和正义重复宣讲，俾使人们能有所认识，这并不至于多余。”
　　在法国大革命中，关于雅各宾派建立的血流飘杵的恐怖统治，雅各宾党人马拉日记里的一句话至今仍令我们毛骨悚然：“为了确保人类的幸福，有时候每天要砍掉50000人的脑袋，有时候每天要砍掉270000人的脑袋。”而随后马拉即被吉伦特派的刺客暗杀在浴缸里。
　　
　　这就是我们生存其中的世界永远在循环上演的故事。宽容精神一再被历史遗忘，而相同的悲剧便会不断地卷土重来。直到二十世纪，中国人在自己的一百年里又看见了几分宽容！？当整个世界的大人小孩，都在为捧读房龙的《宽容》而“娓娓忘倦”的时候，我们的编者，却在书末加了这样一句按语：“房龙在这本书里，主张先进思想的自由，谴责反动分子镇压新思想，表达了进步的见解。但同时他又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不能容忍革命时代产生的恐怖，反映了他的局限。”“三联”的这一版，印刷于1996年。

　　今天，当国人刚刚从极端信仰的迷狂中逃脱，却转瞬沦陷于物欲的偏执与蔑视一切信仰的妄诞中时，我们不知道，会是怎样一个毫不陌生的悲剧，正匍匐在我们前行的路上……
　　我灾难深重的国人呵！设若我们渴望赢得卓越的生存状态时、仍复祈盼一种更为澄澈的生命境界，那有时我们必得自俗世中拔出，扬起我们高贵的头颅，去寻找信仰；而有时我们必得从神坛上回返，懂得如何谦卑地俯首，来学会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