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曾宪
当今中国大地上正涌动着令人震奋的新的改革开放大潮；大潮正期待着文学的回声、文学的呼应。但当代文学的回声却是微弱的，呼应也是迟顿的。
这当然不是叶公好龙故事的现代扩版。我相信，对这场关涉民族命运也挟裹自身前途的改革大潮，每个有爱国心的中国作家都是衷心支持拥赞的。当代文学中改革主题之所以没有顺理成章地响亮起来，原因是多方面的。我认为，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当代中国作家、批评家自身理性的迷惆与困惑。
已经走向深化的中国改革，正全面显示出其真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革命的性质，尽管在表面运作上它是渐进的，但从解放生产力、解放思想、解放人的本质意义上看，它却无不带有质的剧变性质。真实的改革进程，决不是身披霞光的改革“新星”与顽固保守派的斗法过程，而是真正触及社会经济结构与习俗规范的革命过程，是伴随生产关系与各阶层各群体利益重新调整而使整个传统价值观念受到猛烈冲击逐渐蜕变更新的过程。而问题正出在这里：当作家、批评家自身的价值观念同样受到冲击，陷于某种混乱而失去把握现实的理性制高点时，便不得不对某些改革的现实采取回避态度，从而给当代文学留下一块近乎无奈的空白。
如果我们真正希望当代文学沉寂已久的改革主题重新响亮起来，无论着眼于作家对改革现实的深刻把握，还是着眼于评论家对改革文学的正确疏导，今天，我们都应重续中断了数年的关于历史尺度与道德尺度之讨论，力求作出透晰理性的阐释，以解开纠缠作家情感与理性的矛盾心结，以破除桎梏文学生命的种种禁区。
正唯如此，读了《文学评论》1992年第1期李玉铭同志的大作《恶的历史作用与文艺创作问题》（以下引文不再注明出处）后，我感到兴奋。李玉铭同志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原则，对陆贵山同志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恶是历史发展动力”命题的错解作了平等地同志式地批评。这实际上已在良好的学术气氛中重新拉开了这一讨论的序幕。因为关于“恶”的动力问题的论争，实质上就是道德尺度与历史尺度之争。而从对恩格斯这一命题的阐释人手，又可以使我们的讨论有一高的理论起点。为此，笔者不揣浅薄，借与李文某些观点商榷之便，正面陈述自己多年来对这个问题的一些思考与见解，同时，力求使我的阐释能越过单义概念思辨层面，直接围绕价值尺度的现实操作而展开，以期给创作以切实理论支持。
一、难解的恶之评价两难问题
应当说，李文对陆文的反拨与批评是科学有据的。“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一命题确是马克思主义的。但遗憾的是，由于李文对“恶”的片面理解，致使行文多处自相矛盾，影响了对恩格斯这一命题的准确阐释。
“恶”作为“善”的对立概念，其所指包含一切人性负价值因素在内。它既可实指，亦可虚指；既可限于道德范畴，也可涵盖历史领域；既可作为主体价值标准，亦可作为客观事实指陈。具体“恶”之内涵，必须在具体语境、具体符号系统中去把握。李玉铭同志断定“恶”是观念性的东西，属于意识形态，便使他的阐释不自觉地背离了恩格斯的原意，在对承认恶是历史动力是否会导致唯心主义的辩驳方面显得软弱无力。
关于“恶是历史的动力”，恩格斯的阐释是完整的：“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①。这两方面内涵，所涉及的都是一种社会批判行为或道德品行，而非纯观念冲突。关于恶的动力作用的第一方面含义，李文已经正确阐释了，也就是“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动力”的经典表述。关于恶的动力作用的另一方面含义的阐释较为复杂，它实质上揭示了在私有制情况下，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或社会变革难免具有违背社会公德的非人道性质。因此，在肯定这一命题的同时，我们必须牢记恩格斯在从黑格尔那里继承这一观点时所作的明确说明：“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②。
实际上，人们通常所理解与所争论的“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大都集中在后一方面含义上。包括李玉铭力和陆贵山同志在内，人们之所以对这一命题产生理解的对立，主要焦点也就在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的统一问题上。从道德评价角度讲，恶就是恶，表现在艺术中恶就是丑，就是批判否定的对象，无论对“歌颂”与“暴露”怎样“用辩证法去理解”，文艺作品对于恶也不能颂扬。从历史评价角度讲，动力就具有进步意义，表现在文艺作品中，进步就是美，就是正面肯定、褒扬的对象，无论是以偶然性还是必然性形态出现，具有进步意义的恶就应当承认其历史价值。但这里的“恶”，从概念上讲毕竟是同一的对象存在，它的同一性就象银币的两个面，是互不可分的。这就使人们从情感和逻辑上同时接受两者存在着巨大障碍。如果说陆贵山同志是以彻底否定这一命题的方式来排除这种障碍的话，那么，李玉铭同志则是在无意识地偷换概念中回避了这一障碍。
在李文中，“恶”或“德”的内涵是经常被置换的，譬如对《雍正皇帝》所作的评述：
雍正在人们的心目中，可以说形象不佳，这多半是由于“夺嫡案”造成的。人们总认为他矫诏篡位，手段恶劣。其实，这是一种历史偏见。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哪一个手段不“恶劣”？所谓皇帝之位，‘有德者居之”，要看对“德”怎么理解。顺应历史潮流而进就叫“有德”，逆历史而动就叫“缺德”或“无德”。
顺应历史潮流而进应叫“进步”或“圣明”，逆历史而动应叫“反动”或“昏庸”。而李文却硬是用“有德”、“缺德”概念取而代之，将“德”换成政治概念、历史概念。这样，历史尺度取代了道德尺度，独立的道德评价便失去了意义。举凡历史上建功立业的君主，无论有怎样恶迹劣行也只能打上引号，或抹煞或回避或干脆以德行正面肯定。如此解决矛盾当然是再简捷不过的了，遗憾的是，它却是靠偷换概念脱离历史真实的虚幻解决。
两难矛盾并没有解决，对恶的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关系仍是问题的焦点。
二、历史尺度与道德尺度的理论阐释
关于恶之评价两难问题，追根还原，就是正确把握和操作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尺度问题。
关于历史尺度．似乎勿须再多说什么了。以生产力发展为内涵、以人的解放为旨归，作为衡量人类社会进步程度的历史尺度，无论从向度还是从量度上都是相对确定的。经过生产力标准大讨论，尤其是目睹了改革十多年来的辉煌成就后，应当说，中国理论界对此早已形成共识。高晓声是当代文学中最早也最清醒地认识改革对解放农村生产力、解放农民的意义的作家。但当他善意地让陈奂生住进五元钱的县招待所并大出洋相时，是决不会想到他竟会在仅仅几年后便将陈奂生送出国！中国当代文学脱离生活真实的“假大空”曾是积重难返的瘤疾，而今天，改革所给城乡生活和人民精神面貌带来的巨变，却是任何作家大胆虚构所无法企及的。因此，在当代作家评论家中，那种仍以抽象觉悟标准或“革命”原则为社会进步尺度并以此来否定改革开放的情况已经不多了。但由于改革开放历史进步所带来的种种道德困惑却并未消除，甚至有不断加剧的趋势。因此，我们重点放到道德尺度上。
关于道德尺度，从表面上看，人们对它的理解并无歧义，实际上却不然。我认为既往道德评价的混乱原因就出在对道德善恶抽象因而主观的理解上，致使道德尺度变成弹性尺度而失去了刚性度量功能。因此，对道德尺度的内涵必须科学分析具体把握。恩格斯关于恶的动力作用的双重意思的论述是很经典的，它启示我们，道德善恶的调节功能并不是单一的，同样是可以分为两大类的。一大类我称之为历史道德，含阶级道德、时代道德，起着维系特定阶级利益、调节特定政治经济关系、维护人类特定社会制度的社会功能。另一大类我称之为公共道德，含人伦公德、社会公德，它们超越阶级、时代局限，起着维系人类共同利益、调节通常社交关系、维护人类公共文明秩序的社会功能。历史道德规范具有鲜明阶级性、时代性特征，价值尺度是相对的，尽管有时也操作某些抽象道德概念（如忠诚、奉献），但具体内涵却是彼此对立或相互排斥的。公共道德具有人类性特征，价值尺度是绝对的，尽管有时操作概念所指有差异，但具体内涵却是共通的（如勿盗窃、勿欺诈）。当然，在现实道德体系中，历史道德总居主导地位，如果否认这一点，一味鼓吹公共道德，那我们的道德论将象费尔巴哈一样贫瘠和空泛；但如果我们完全无视公共道德的存在，那我们的道德论同样会悖谬而空洞。既往我们的伦理学之所以没有强调这种道德划分，我认为是与在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中，经济政治关系与公共人伦关系往往直接统一相关的。而这，也正是今天在现实生活或艺术作品中道德评价往往陷于误区的原因。
譬如，乐善好施、舍己为人，在社会公德范畴内无疑是美德善行，可歌可颂。但若一定要将其推及商品经济领域，那无疑等于扼杀商品生产的命脉——市场竞争，而象专利法、商标法等等便成了万恶之源了。同样，违反社会公德、违反商业公德的坑蒙拐骗损人利己行为，从来为舆论所不齿，属社会公恶，但在正常商业竞争中必然存在的“损人利己”动机与效果，却为商业道德所肯定。如果硬是以此是非判断彼是非，或以彼是非裁决此是非，那最终只能无是非。八年前关于《鲁班的子孙》的论争便是典型的例证。在农民们对新兴的商品经济和商业道德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小木匠受到强烈道德谴责，老木匠陷于痛苦的良心自责，这是并不奇怪的。作者虽然凭理性觉悟认识到小木匠言行的某种合理性，但却不能从道德上提供有力的辨护来说服自己说服读者，因而同样陷于两难境地。当评论家立场坚定地站在小木匠一边时，却也同样无法给小木匠在道德上平反。我们后文还将论及，老木匠与小木匠道德之争，也可看作传统道德与现代道德之争，但无论怎样，小木匠也不属道德否定对象，与“恶”相距甚远。作品中的小木匠偷工减料名败身逃的结局，与其说是人物性格结局，勿宁说是作者站在农民道德立场上否定商业活动、为‘十商九奸”作的形象注脚罢了。
三、历史道德范围内两把尺度操作例析
在对道德构成作了如上划分之后，我们再来看道德尺度与历史尺度关系，再来对“恶”进行价值评析，便清晰明朗多了。限于篇幅，亦限于文学主题，我对两把尺度的关系只简略论述（3），重点放在文学例证解析上。这里，首先讨论历史道德尺度与历史尺度的关系问题。
在历史道德这一块，道德尺度与历史尺度是相关的，历史道德尺度标准
是相对的。一般说来，先进阶级或新时代道德是符合先进生产关系有助于社会进步的，其善恶标准是与历史尺度相一致的，而反动阶级或旧时代道德则与社会进步、与历史尺度相悖逆、相对立。因此，从历史道德评价善恶与进步的关系，评判者必须审视自己的立足点，是否站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立场上，是否站在先进阶级立场上，设若不小心站在九斤老太、周朴园甚至阿巴贡之流的立场上，那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非拧不可。其下，再分时代道德、阶级道德两类评析。
A类，时代道德。关键要划清适应于大工业和商品经济发展的现代道德与适应于小农业生产和产品经济发展的传统道德的界限。毫无疑问，我们应站在现代道德立场上否定传统道德，而决不能相反。但这实践起来却很难。不仅因为若干传统道德极容易混淆为社会主义美德，混淆为社会公德，而且由于对文学来说，这些传统道德以及由其所维系的恬淡自由的田园生活和醇厚和谐的古朴民风，从来都是极具审美价值和艺术魅力的。尤其对身处工业社会高节奏生活中饱受种种“异化”之苦的大城市人来说，这美境更为难寻。当代文坛上众多中青年作家笔触下的传统农村生活画面，总染有层层暖色，并非偶然。例如，傅太平的《小村》。“小村”人富贵均享、知足守常、抑欲克己、重义轻利的道德风貌，真真令人歆羡不已。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小村”人并不封建，对寡妇偷汉之类村人竟大开绿灯。但问题在于，这些传统道德规范却是发展商品生产推进现代化的极大社会心理障碍。小说中有一很典型的细节：两村民为争开河边一块荒地而争吵甚至动手——也不过是长辈用烟筒绳子敲了晚辈一下，晚辈一拖烟筒使长辈摔了个仰八叉。村民作出公断，两人都不对；荒地不属于谁，以后都不可起贪心，闲得难受就晒日头，就困觉④！这裁决真是再高明不过了，但“小村”人贫困命运也就由此裁定了。显然，要使“小村”人、要使中国人摆脱贫困，在发展商品经济的同时，必须倡导与之相适应的变革图新、个体价值、平等竞争、合理消费等现代道德价值观念。现代道德与传统道德之间的冲突势不可免。在这里，隐藏在道德选择两难背后的实质是现代化过程中难免付出的历史代价问题：现代社会进步必然要以传统生活方式丧失牺牲为代价，想熊掌与鱼兼得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
当然，对于与古朴农业文化血脉相通的作家来说，即使理智上接受这种现实，情感上也难以扭转。于是，才有前些年象《最后一个渔佬》、《鲁班的子孙》那样一批充满悲怆气氛的作品出现，才有近年来象《最后一个生产队》（刘玉堂）、《小村》这样一批充满矛盾情感的作品问世。但时至今日，若作家仍继续沉缅或置身于这种悲怆或矛盾之中，其道德动机便很可怀疑了：难道让那些贫苦农民永远隔绝于现代文明外便是道德的吗？难道容忍传统道德阻碍扼杀人们对现代文明的追求便是道德的吗？读《小村》，读到村里慈善男人看疯子吃糖水鸡蛋自己也吞诞水的描写时，我感到悲凉；读《最后一个生产队》，读到破坏别人承包果园的公开犯罪行为竟受到道德庇护时，我更感到悲伤。有一篇并未引起评论界太多注意的小说《看喜》（刘学江）对此却作过深刻揭露：当发了家的蛮娃喜添贵子时，曾热情帮其成婚并看喜的乡亲们，这次送来的红包包里竟是七八条短蛇般的沙虎子虫！传统道德终于暴露出其不善甚至残忍本质来！蛮娃的妻被吓跑了。但新一代人对现代文明的追求却是吓不住了。在最近发表的《季节的景象》（许春樵）中，荷子终于不顾全村人的道德讨伐而追随着榆儿在南风中独闯去了。这或许标志着新一代作家对传统道德的诀别。
B类，阶级道德。关键是要划清无产阶级道德与封建阶级道德和资产阶级道德的界限。毫无疑问，我们应站在无产阶级道德的立场上，否定和批判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道德。但这实践起来同样也是难的。从理论上讲，今天人们对封建道德都是深恶痛绝的。封建道德是完全扼杀个体价值、践踏人道准则的“吃人”道德，它比A类传统道德更腐朽丑恶，在近现代中国，它从来都是阻碍社会进步的反动势力，因此，对它的否定不存在任何“代价”问题。但由于某种文化遗传和符号形似原因，若干年来封建道德混充社会主义道德的情况却相当严重。某些影视作品中对类似烈女贞妇的褒扬、对类似“三从四德”的歌颂，便透发着浓烈的封建伦理道德霉气。批评界对此不时有文章揭露抨击，在兹不赘。这里只举《腊月·正月》为例，谈一下封建政治道德对改革的直接阻抗。韩玄子对王才的精神欺压并不能单纯理解为争面子、护自尊，韩玄子本人也很难归属封建遗老遗少形象，他的公家人身份使他已经把自己当作社会主义代言人了。但他骨髓里所渗透着的尊卑有序的封建等级观念，却使他不惜一切代价地要在政治上维护自己的特权、自己的“上等人”身份。设若不是县委书记大人亲临扶持，那王才是很可能被韩玄子压垮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在中国现实改革的艰难进程中，最大的传统阻力就来自这种封建等级观念，因为它们曾潜存在众多在位掌权的“公家”人身上。贾平凹不自觉地从改革现实中挖出这样一个典型，却能自觉地让他在历史（小说结尾是四皓墓〕中自我埋葬，其鲜明道德批判寓意和历史进步观点至今仍属难得。更为复杂的是对资产阶级道德的态度。从理论上讲，资产阶级道德与无产阶级道德的对立使两者的界限泾渭分明。但实际操作难度却很大，其一是很容易将资产阶级道德混淆于A类现代商业道德，其二是很难处理现实合理存在的资产阶级道德与社会主义道德的关系。必须明确，就象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姓“社”不姓‘资”一样，在经济平等基础上发展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将导致社会主义公民真正政治上的平等，将成为社会主义个体自由平等道德的基础，它与建立在剥削基础上个体本质上不平等的资本主义道德是大不同的。但在当代中国，处于现代进行时态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承认资产阶级道德有限合理存在的现实。道理很简单，既然在我们国土上允许外来或新生资本家开厂经商，你硬要让人家遵守无产阶级道德，那不现实嘛！这同样也是历史进步的一种代价。但历史合理不等于道德认同。我们既不能站在“左”的立场上，以意识形态和道德原则划线否定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合理性，也不能因此丧失立场而在道德上美化资产阶级，更不能让资产阶级道德因此泛滥。在这里出现的历史与道德评价两难实际是由传统的僵化思维与创作模式造成的。倒是创作界以自己的实践为我们解脱两难提供了范例。广州女作家张欣的《绝非偶然》便直接正面切入描写了外资企业中的劳资关系。作者对那个谭小姐谭经理的刻板、冷酷、精明和权术，毫不掩饰自己强烈的道德厌恶情绪。但作品却同时在对比中揭示了，这种外资企业在调动职员经营积极性方面又是怎样胜于国营企业，揭示了外资企业管理制度方面的种种可资借鉴的因素。这就很成功地将道德批判与历史肯定统一了起来。更值得称道的是《外来妹》这部同样出自女作家的电视剧。作品中的江生对外来妹们的利用、歧视和打击，完全遵循了资本家的道德，手段巧妙却更丑恶卑劣。作品不动声色地加以揭露，但却没有随意丑化江生。江生仍是遵纪守法有社会公德的资本家，还是对内地建设有贡献、对个人事业有抱负的实业家。我们的改革开放，不正欢迎江生这样的合作伙伴吗？
四、公共道德范围内两把尺度操作例释
属于公共道德这一块，道德尺度与历史尺度是非直接相关关系，道德尺度本身是绝对的。一般说来，公共道德只有利于社会文明秩序，并不直接作用于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有时，善德未必有助于社会发展，恶行未必无助于历史进步。但对于任何社会来说，彻底否定社会公德颠倒善恶，只能使文明社会陷于无序状态而崩溃。因此，不能因某些善德的客观保守作用而否定善，也不能因某些恶行的客观动力作用而肯定恶。这便是公共道德尺度与历史尺度之相对独立性，它们之间存在某种矛盾是正常的。必须强调的一点是，能在客观上起动力作用或成为历史进步表现形式的“恶”，只是“恶”的一部分，不能得出所有恶皆有历史进步作用的结论。否则，将使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的关系陷于更大混乱之中。其下，我便对公共道德两类构成：人伦公德与社会公德进行具体评析。
C类，人伦公德。所谓人伦公德是指与社会政治经济无关，纯属文明人伦关系中的道德规范，象两性伦理禁忌、象血缘伦理准则，是所有文明人类共同认同并维护的，是人性与兽性区别之所在。这类公德只依从人类文明准则，善恶标准是非常确定而又绝对的。象乱伦、弃婴、虐待父母、奸淫妇女，人们通常都称为“丧尽天良”，便是指这类道德原则的绝对性。在文明社会中，这类恶德与社会进步问题毫不相关，因此，在道德评价上不应有任何偏误。这是文学审美价值判断的一个基本原则。如《金瓶梅》，任何时代评论家无论对这部作品作任何的评价，却都不会将作品中赤裸裸的性描写视为艺术精华。在这方面，我同意李玉铭同志的观点，近年来某些热衷于原始欲的作品，写“猫叫春”，“猪发情”，一味展览甚至欣赏人的兽欲兽性，这种倾向的确应当否定。这种不顾人类文明准则，故意把文学殿堂搞得脏兮兮的作法，决非文学的进步而是文明的羞耻。不错，西方现代派艺术中也有原始情欲和性泛滥的现象，但在真正严肃的现代派作品那里，这些描写或者是作为丑的因素用来故意反传统，以加强作品的社会批判力度，或是作为艺术符号用来增强视觉冲击力，以表达某种文化哲理。纯粹表现兽性展览色情的作品历来为严肃的艺术家所不齿。生活中违犯人伦公德的丑行当然可以表现，但艺术家却不应认同这种丑行，更不应当把生活本来美的性爱表现得丑陋不堪，使艺术本身成为违反人伦公德的存在。劳伦斯和昆德拉笔下性、性行为描写时表现出的审美分寸感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因为它同时体现出作者对人类这一文明公德的尊重。
D、社会公德。所谓社会公德是表现在公共交往关系中的人类公认道德
规范。既然是公共关系，就难免与政治、经济关系相关，就难免受到政治经济状况的影响并反影响于政治经济状态，就难免有时与历史进步问题发生间接关联。当代文学或当代批评界关于恶的两难评价问题，主要也集中在对当前社会公德水平下降的认识上。
笼统讲，改革开放造成道德水平下降并不准确。正如前文所分析的，就历史道德而言，A类传统道德为现代道德所取代，这是当代道德的一大进步。但从D类社会公德而言，眼下比五、六十年代确有大的下降，不承认这一事实不是唯物主义。象坑蒙拐骗的欺诈行为，象贪赃枉法的腐败作风，以及种种旧社会沉渣泛起的现象，都是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特别是当人们以属于社会公德的某些民族传统美德象见义勇为、助人为乐、诚实仁义、团结友善等为参照系时，这种道德落差更使人们，尤其是有良知的作家痛心疾首，陷于道德困惑之中。如何看待这种世风日下的现象呢？
根据恩格斯经典论述，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我们首先应当承认这种
恶德歪风出现在当代中国改革进程中是具有某种历史必然性的，与早期资本主义发展曾经历过社会无序公德伦丧的情形相类似。当中国传统的社会经济秩序被打破、新的运行体制尚不完善时，社会公德出现某种危机并不奇怪，作为改革动力机制引进的商品经济，激起许多人的谋财欲望，而不完善的法律、制度却无法迅速将种种谋财行为规范化；适应产品经济的传统道德（A类）规范失去约束力，新的商品经济道德规范却一时难以建立；对传统的社会主义道德（B类）人们产生怀疑，现实的资本主义道德却在刺激着人们，如此等等。这样，对缺乏相应文明修养和道德觉悟的某些人来说，不仅良心已失去了约束力，而且，还可能理直气壮地将商品经济道德甚至资产阶级道德（历史道德）直接搬到社会公德领域，甚至搬到党内同志关系中来。这便使社会生活某些领域中出现种种乌烟瘴气正不压邪的情况，象1983年发表的《头儿》（克非）与1991年问世的《良心楼》（王福林），对个体建筑业中敲诈坑骗行贿索贿行为的揭露，就足以使人目触心惊。
不过，假如我们仍坚持从历史尺度去评析的话，那么。这类社会公恶的
性质还是有差异的。必须承认，某些应“运”而生的“恶”，姑称之为 Da类，客观上还是具有历史动力功能，即推进改革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效果的。那些千方百计钻旧体制空子或不择手段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的个体经营者和新兴资产者，其动机或手段可能都是恶，甚至构成违法，但客观上却可能促使旧体制瓦解、新体制完善，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的进步，就象《头儿》中的那个丑陋贪婪的主人公那样，他极为简单、野蛮但有效的劳动组合和生产管理方式，使他承包完成的铁路修建工程，比原先生产队承包的质量与效益都高得多，且在包工队之间激烈竞争中，工程质显效益又能不断提高。这不是很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吗？遗憾的是，由于作者对人物理解上的困惑，在尽量作道德否定的同时，并没能充分展现、肯定其历史的合理性。因而，当评论家批判这个人物没有揭示生活本质、模糊改革性质之后，这类人物便几乎退出了当代文坛。其实，恰如“没有不正之风就没有乡镇企业”名言所揭示的那样，从这类人物身上开掘下去，倒是能更深刻地表现出改革进程的某些本质方面的。
需要指出的是，某些与Da类丑恶现象互为因果甚至沆瀣一气的社会丑恶腐败现象，性质上却是与Da类不同的，姑称之为Db类公恶。象某些个体业主伪劣假冒谋财害命行为，象某些国家干部以权谋私索贿贪污行为，都是直接破坏商品经济阻碍改革进程的丑恶行为，对历史发展只起阻力作用。对这类丑行的否定，就是对历史尺度的肯定，就是对改革的支持。应当破除禁区，让当代作家放手去揭露和批判。象《良心楼》那样，把那些道貌岸然贪官们藏在黑暗中的丑恶行径，彻底暴露出来见见太阳，这对于从舆论从党建从法制上净化公德环境，保障改革的顺利进行不是大有益处的麽？
不过，当我们转到道德批判的立场上，DA与Db的这种分类便失去意义了。历史存在的必然性甚至合理性并不等于道德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D类社会公恶，今天都属于道德批判否定对象。这是因为，我们今天的改革，毕竟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的，其政治经济环境与基础都不同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完全可能合乎人道公德规范地进行。个体勿须侵犯他人和国家利益同样可以经商致富，国家也勿须剥夺农民同样可以积累资金。《腊月正月》中的王才，如果坚持遵纪守法的话，便可作为这方面典型。“十商九奸”的观念并不完全符合今天的现实。这即是说，属于D类之恶并不同于A类现代道德，它并不是改革、进步的充分必要道德保障。而恰好相反，D类公恶如果不加批判与限制的话，必然侵害王才们的合法利益，影响商品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最终，其有限的历史动力作用也被其社会破坏作用所抵销和否定了。这便是资产阶级国家在其文明建设过程中同样要讨伐社会公恶倡导文明公德的原因。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在这过程所作的贡献已是众所周知的。
因此，尽管对D类公恶作了上述分析，但这都不应影响我们对这类社会
丑恶现象的道德批判态度。问题只在于，这种道德批判必须放到改革大潮的历史背景下，其目的只能为改革扫清障碍而不是相反。设若就恶批恶，甚至导致对改革的否定，那就大谬了。其一，D类丑恶现象只是改革进程的伴生物，是中国改革为已经或将要实现的社会大跨度进步所付出的道德代价。正象不能因革命要付出代价甚至要牺牲生命而否定革命一样，我们也不能因这种道德代价而否定改革。近百年的历史已经证明，社会主义国家不搞改革、不搞市场经济是没有出路的。十亿多人口的中国，一旦陷于经济政治危机，人民生存都将成为问题，这难道是道德的吗？其二，道德批判对D类公恶虽有抑制、削弱作用，但要彻底铲除种种卑劣贪欲赖以生成的经济社会土壤，最终还只能靠改革。只有靠生产力的发展，靠市场机制和政治体制本身的完善，才能最终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譬如基建市场，只要普遍采取招标形式，采用微机处理，各类行贿索贿行为便可大量减少。遗憾的是，有的作家并没领悟这个道理。《良心楼》的结局是包工头任林，在作了深刻良心自责后宣布洗手不干了，并把自己的新楼命名为“良心楼”交给了政府。汪林和作者的良心或许由此获得救赎与宽慰，但这一道德完善是与历史进步相对立的。如何将道德批判与宏观的历史进步统一起来，如何用道德批判将历史进步的代价减到最小值，这是对当代文学的历史性要求，也是对当代作家历史辩证法水平的真正考验。
（1）（2）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第233页。
（3）历史与道德两把尺度的关系非常复杂，全面操作会出现九种组合方式，在拙作《审美价值系统》（1998年人文社出版）中有它的复杂模式图，本文只采取简化表达方式。同时，为了防止概念混乱，本文没有滥用审美尺度概念，因为尽管社会美范畴中道德美占重要位置，但审美尺度绝对大于道德尺度。既往某些关于历史评价与审美评价的论争文章其理论内容实际上就是历史尺度与道德尺度之争。
（4）《新华文摘》1992年第3期第80页。
本文原刊《文学评论》1993年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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