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


　　 格雷先生当然是大名人，而这些名声，并不仅仅在于他是哈耶克专家，是伯林专家，而在于他的思想立场的大转弯。

　　 在撒切尔夫人时代，格雷先生是狂热的自由至上主义者（注意，不是罗尔斯论证福利国家合法性的左翼自由主义），哈耶克是他崇拜的对象；而到了90年代，自由的敌人崩溃之后，他却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成为自由市场最坚定的批判者，他的言辞比欧洲信奉社会主义理想的左翼党派（布莱尔先生、施罗德先生、若斯潘先生）还坚决。

　　 在西方学术界，这当然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一个人可以改变自己的立场，但转到截然相反的立场，就我有限的知识，遍寻现代西方思想史，似乎没有第二者。当然，在中国现代，这样的事简直是家常便饭，某位知识领袖曾经公然表示，要烧自己的书；不过，我们都知道，　那是反常社会中的正常现象，格雷先生却是正常社会中的反常现象。

　　 对此，美国学院生活杂志Lingua Franca专门有一篇封面文章做了报道，我将其翻译过来，有兴趣的朋友不妨一看。其中有学者对格雷转向的解释是：学术政治。

　　 西方大多数学术机构和高等院校，都在左翼自由主义控制之下（当然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一种解释是这些机构财政上已经主要依赖国家了，当然要为国家辩护），而自由至上主义，作为一种激烈地反对国家干预的学说，在这些主流机构基本上没有立足之地，哈耶克本人曾长期被排挤在主流学界，即使在芝加哥大学，他也不是在正经的院系，地位与赫赫有名的芝大经济系有天壤之别；而米塞斯的学术生活环境比哈耶克更悲惨，曾有一段时间没有人愿意资助他的教职；作为自由至上主义重要支流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新古典经济学已经千疮百孔的今天，仍然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排挤在边缘位置。那么，显然，如果要成为名校的教授，立场问题就相当重要了。格雷的反面，1950、60年代纽约纯正的左翼公共知识分子，为了进入主流学术体系，也不得不收敛自己的锋芒，而认同不痛不痒的左翼自由主义（可以参看董鼎山先生的一些文章）。

　　 上面这些分析有点迹近诛心之论，不过，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格雷的转向。

　　 下面就格雷指责哈耶克的几点谈一些我自己的看法。自发秩序等是大问题，且不谈，谈几个小问题。

　　 格雷先生说，哈耶克完全不能理解无约束的市场(unfettered markets)在自由文化(环境)中会削弱社会的凝聚力，自由市场从许多方面改变和破坏传统。

　　 这是两百年来浪漫主义（参见伯林的相关论述，格雷自己写的那本《伯林》中专门有一章）、中世纪怀旧人士（梅斯特、博纳德等等）以及早期社会主义者最喜欢用来批判市场、个人主义、分工的说词，在此，格雷的批判不过是历史的回声而已。中国的梁任公晚年也发出过感慨，并且得出惊人的结论：西方文明完蛋了，下面就看中国文明了。

　　 是的，是该中国人说话了。中国人完全有资格告诉格雷先生：我们中国在20世纪世纪从来就没有建立起市场，但社会的凝聚力也开始崩溃了；尤其是在1950-70年代，当中国彻底地埋葬了市场之后，中国的传统和中国社会的凝聚力也被彻底摧毁了。看来，格雷先生需要了解一点中国（他可能真的没有了解，照某些后殖民理论人士的标准，这该算是西方中心论了）。摧毁传统和社会的，到底是自由市场，还是国家暴力，自由市场跟民间社会是何种关系，恐怕需要更仔细地斟酌。

　　 "实际上到目前为止，中央计划体制的可行性并没有被任何理论--包括哈耶克对这一体制模式的理论挑战--所证否，而是被世界史实所证否了。"格雷先生的哲学可能证明不了这一点--可是迄今为止人类的所有哲学又曾经证明过什么呢？--不过，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承认--连萨缪尔森先生都承认了--，这个主义，至少从经济上是不可能的；如果格雷先生乐意学习一下经济学史--实在没有时间，也可以翻一下经济学词典--那么他就该知道，早就19世纪，伟大的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就论证了，当时刚刚诞生的社会主义理论在经济上将面临无法克服的困难；到了20世纪20年代，伟大的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也在社会主义扶助实践之前就从理论上证明了社会主义在经济上是不可行的，因为它取消了价格，因而中央计划当局没有任何手段可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哈耶克不过是发展了他们的思想，从知识的角度论证了同样的结论，并因而给出了坚不可摧的论证。不知道格雷先生有什么妙计可以证明自己关于哈耶克没有证明计划计划的可行性的论断。

　　 格雷先生认为：在现代经济中，市场制序决非是自发出现的，而是法律和政府设计的人造物(artifacts)。照格雷看来，非原始形式的市场秩序均是法律(如产权法、合同自由的条件与限制)的创造物，而非自然演进的结果。

　　 这是今天中国某些学者最喜欢搬弄的理论。在这里，我有一个小小的疑问：让我们假定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构造市场的国家（照构造论，必然有第一个发明者）的政府真的有能力构造一个市场，那么，它是根据什么来构造？是不是像计划经济一样，先出现一个理论，然后由国家照着理论一步一步地建构？姑且假定，英国的历史真是如此，那么，我们就奇怪了：政府为什么要构造一个它自己不能控制的自由市场。

　　 在历史上，我们见多了政府构造的经济体系，比如封建制度（最有力量的领主用暴力分配封地），比如计划经济（按照权力占有资源），比如西方国家的政府管制（增加政府控制的资源）；我们看到，这些经济制度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服务于政府的目标，便于政府操纵社会，增加政府官员可以通过权力垄断性占有的资源；然而，现在，在英国，政府（不管是国会还是国王还是别的什么，它们都是政府，只有是政府都具有同样的控制和扩大权力的欲望）却构造出了自由市场经济，一个它自己将无法控制的体系，一个将无法通过权力来占有资源的体系，一个肯定不能给官员带来任何好处、相反却会限制他们的权力（比较一下中国的官员的权力与美国的官员的权力），限制他们的自由裁量权的体系，一个复杂、混乱得他们根本弄不清楚的体系。为什么，政府发疯了吗？政府是慈善家吗？

　　 格雷接着指出，即使承认英国的经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后行政控制经济各国也没有数百年法律进化的历史自由空间。在这里，格雷先生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爱迪生发明电灯泡时为寻找合适的灯丝，试用了几百种材料，后来的每个生产商都需要再重复这一过程吗？这里，格雷先生这位著名的哈耶克专家，根本就没有理解哈耶克晚年使用扩展秩序一词的深义。他忘了，人类是智慧动物，具有学习的能力。他也忘了，这个世界是互相交往的大体系，好的规则的扩散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格雷认为，在后行政控制经济各国普遍缺失市场运行的法律框架的条件下，只有通过建构主义的立法，才能创造出这一框架。Anthony de Jasay的比喻"无马先置鞍"真是太恰当了。这里，格雷先生跟所有鼓吹计划经济的人士一样--也许我们可以把他称之为计划政治学家--持有一个致命的自负：他以为，一个社会，就是一块白板，可以任由政治家、领袖挥洒最新最美的图画。他以为，建立一种经济体系，尤其是建立一种以私人的互利性合作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就像制造一架机器一样，可以按照说明书构造。他以为，政治家都是圣人，必将会全心全意地为民众服务，引领自己的国家走向繁荣、自由。

　　 总之，格雷先生现在相信，政府可以随心所欲地干一切，而且可以干成一切。这真是一种奇怪的想法。政府当然可以建起集中营，也可以征税（否则把你投进监狱），也可以打仗，可以给你发救济，但政府不能改变人性，不能改善人的道德，不能使每个人幸福，也不能操纵人的创造性。政府可以制造官员，但制造不出企业家。政府可以制造出通货膨胀，但制造不出高效率。

　　 在这里，中国人仍然可以给格雷先生一些教训。中国改革的先声是贫穷地区农民突破计划经济的束缚，可惜的--也许幸运的--是，他们在这之前，并没有念过格雷先生的大作，当时也不知道有谁会制定政策法律保护他们；同样，大量私人企业的出现，并不是政府扶持的结果，而是政府再也无法压制它们，而迄今为止，政府仍在压制它们。市场在成长，而政府只不过在放松控制而已。同样美国经济、及英国经济的繁荣，也是私人企业创新的结果，是政府放松管制的结果。政府放松管制，当然也可以说是在操纵市场，问题是，它不放松行吗？

　　 在我看来，我们需要弄清这其中的因果前后关系：是先有了民众的创业冲动，有了私人企业的出现，政府才在事后予以认可；政府是发挥了作用，但这种作用是在市场自发作用之后。个人和企业的创新冲动是内在固有的，政府唯一可能对其施加的影响，是通过控制、管制来限制这种创造能力的发挥。而放松控制和管制，也算是政府的功劳吗？也算是政府的创造吗？如果是这样，蚂蚁也算有创造性。对政府放松控制和管制，我们需要感恩戴德吗？

　　 回头再看中国政府的市场设计，又有几个成功的，即使在这个计划经济国家：国有企业的改革，政府已经设计了多少方案了，进行了多少运动了，发布了多少政策了，然而，在这些企业，市场机制建立起来了吗？

　　 格雷像所有怀疑市场化改革的人一样，谴责俄罗斯"粗野的"、"自发的"、"哈耶克式"的私有化路径，只会导致改革的"作俑获利者"的"寻租"，结果产生出一种"黑社会势力"控制经济的"无政府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而我们中国人还会有一丝傲慢：我们的渐进改革是多么地成功啊。

　　 格雷先生也算是博学之士，应该有点历史常识吧：一个巨大的社会，要实现转变，十年，可能是一个太短暂的过程。现在就悲叹俄罗斯，未面太性急了些。而同样进行了这种爆炸式改革的国家，也不乏成功者，而这些国家并非政府如何强大，强大到可以凭空构造一个市场。谁敢断定，50年后，俄罗斯仍然是失败者？

　　 总之，格雷先生的批评只不过是他对市场的愤怒情绪的一种粗野的发泄而已，对解决后行政控制经济各国今天所面临的种种社会问题，只有很少或者说根本就没有任何参考意义；更进一步说，他的这些批评，也没有任何知识上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