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燕谷
　　 知识是无界限的。在各个学科相互渗透、相互借鉴的情况下，不同学科学者之间的交流，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98年12月18日，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邀请了茅于轼、张曙光、盛洪、杜小真、汪良忠、李佗、陈燕谷、汪丁丁等学者，在三联书店举办法国著名思想家米歇尔·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读书讨论会。与会学者围绕书中提出的问题，表达的思想倾向，及对学术界的影响和借鉴意义，从社会学、哲学、政治经济学等角度分别发表评论，进行剖析，提出了一系列有创意的观点。

　　 一、“知识考古学”的涵义与福柯写作的初衷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是继他的《疯狂史》、《临床医学的诞生》和《词与物》之后发表的一部纯理论著作，是对前三本书的理论方法的归纳。它一面世，就在学术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和深刻的反思。结构主义者、反传统的年轻学者对《知识考古学》热烈赞扬，说它摧毁了可以说出世界、生命、伦理、上帝和历史等等哲学可以描述其本质的东西，是“历史反思的丧钟”，是对“旧观念历史传统的颠覆”，取而代之的是考古学“对往日细致的阅读”，并把历史和语言学联系起来。但是，注重“介入”，注重政治活动的阿尔杜塞学派对知识考古学持尖锐的批评态度。比如，萨特批评福柯带给人们的是一个“大杂烩”，是一种“怀疑的综合”，为的是指出“历史反思是不可能的”，“他要建立的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资产阶级可能用于反对马克思的最后一道屏障”。

　　 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以萨伏瓦赫所指的那种包含了“能力”的知识为例，说明如何用考古学进行研究。具体地说，这本书考古的对象是“话语实践”(Language practice)。所以，有人说它是“研究话语方法的新话语”。至于为什么把这本书叫“知识考古学”，1969年，福柯在《知识考古学》出版时是这样回答的，“我想找一个不完全是历史的又不完全是认识论的分析形式，那就是一种科学结构的内在分析。我把这另外的东西就叫做考古学。我希望这个词所要说的就是对档案的描述，通过档案我希望得到实际发出声音的话语的总体。这个总体不仅仅被视为在历史的清洗中被悬置的只此一次发生的事件总体，还是延续运转，通过历史改变，提供其它话语显现的可能性的总体。”

　　 但是，“考古学”这个词福柯使用得有点牵强。因为它涵盖的两个主题不完全是他的。首先，档案这个词有‘开始'的主题，但福柯并不想在原始意义的根源上来研究这个开始，比如，他并不探寻整个西方数学由之形成的最初的那个时刻，也不是要追溯欧几里德或毕达哥拉斯，福柯追求的是永远的相对的开始，更多的是建构或变化，而不是基础建筑。因此，他的“考古学”不是考古学最初的那个意义。此外，考古学包涵的“挖掘”的意思福柯也不喜欢。他说，“我感兴趣的不是隐密，不是比人的意识更沉默、更深刻的东西。相反，我要规定的是话语表面的各种关系。我希求的是在物的表面过多而不可见的东西成为可见的，我不愿在话语下面追寻什么是人的思想，而是试图在话语的明显存在中，把话语把握为一些服从规律的实践，即服从形成、存在、共存和功能体系的规律，我要描述的是在其稳定的，几乎在物质性中的实践。”这段话表明，福柯想用知识考古学达到描述话语实践的目的，知识考古学是以知识为对象的分析。


　　　　　　　 根据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第135次双周讨论整理